批评的准备及其他

业内罕见犀利的批评，于是一直以为文学批评不过文学的次生品——附庸风雅的装饰或党同伐异的利器。这本书实在是一种优雅而敏锐的警醒。在一个标准模糊、赞美泛滥的时代，他重新标定衡量文学的尺度，无关销量也无关声量。 比起评论家与作者心照不宣地挖掘和填充明喻寓意或是主义理念，吹捧意义的空中楼阁，他所做的批评是文学著作“名不副实”的遗憾。如扉页尼采所说，“假想一个人具有一种他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德，这是接近疯狂的行为。” 不媚权、不媚俗、不隐忍。形容他的文风我想如剑道，温润谦逊，锋芒不减。词语精准地切入肌理，暴跃出作品潜藏的骨血。也曾在良知与同情的炉火中反复锻打，淬火凝炼，不容置疑的温度。这是一种建设的温度，一种期待文学更好的深切善意。 浮夸臃肿的形容道不尽，不再赘述。

对他而言，也许评论写作唯一的意义和动力。他努力说出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大家都不说”的东西。文学批评的要义之一，本就在于锻炼强健我们的内在视觉，和更为精准细腻、远近如一的感受力。 小说的真实，是对生活的某一种理解，是对人类情感的某一种理解。小说是一个人孤独又自由地面对自己时的产物。唯有孤独，才能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唯有自由，才能够在深入之后，还能够诚实地表达出来。 G.K.切斯特顿深深讽刺过的文学图景：“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读坏文学比读好文学有价值。好文学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坏文学则可以让我们了解许多人的思想。” 雨果《九三年》里有句名言：“世界上最广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小说家总是要用至少三种语言写作。”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总结道，“作家自己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等等；角色应该采用的语言，风格，感性认识，等等；还有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世界的语言，无所不在，侵入了我们的主体性。 历史，常常只是胜利者的记忆，甚至是经过反复篡改的记忆，这种记忆被一两代共同体固化之后，就成为史书，和百姓自以为真的记忆。而文学，因为关乎每个个体的生命记忆，其实时常都是在史书之外，也必然是对共同体固有记忆的冲撞与松动。 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长篇小说模仿生活，而短篇小说是骨感的，不能东拉西扯，它是浓缩的艺术。 写作就意味着不懈的阅读，阅读就意味着无尽的自我教育，而这种自我教育为了不至于走向偏执和迷狂，实则又需要写作这项实践行为的冷静检验。 自己的这种前进，只是为了不倒下！

很喜欢张定浩的《山中》 前几日去郎园书市，在华中师大出版社的摊位，看到了他的文学批评作品，出版社的老师评价颇高，说是比起第二本诗集《山中》，他的批评文章，尤其是既见君子这一本更见内涵。后来我为了送的冰箱贴，买了三本他的书，两本诗评，一本杂文。 书还没有拆开，顺手就在微信读书加了这本进书架。拖了很多天，今天跳着看了 我很喜欢他，他批评了我不甚理解的余华和莫言，很痛快，可以说是臭味相投 我总觉得小说世界不是卖肉的案板 摊开血肉就足够了 在文艺世界追求的应该是区别于日常生活的 不然我看书干嘛 我睁眼看生活就够了 但不是说小说家不能摄入普通生活 常见的爱与恨 常见的乱与恶 这之下是的暗流是艺术家的要掀开给我们看的 要把一滩血肉用手术刀精准的割开 像庖丁解牛？ 小说家也可以表达日常和普通 但是要经过艺术化的转码。这本书有提到希腊语里面艺术的意思就是“对美的感受” 所以小说家也好 诗人也好，所有文艺工作者都算上吧，你最好把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的美提炼出来 转译出来 或者是创造一种关于美的幻想和我们。恶也可以被表达，但前提是是有美的渴望，表达恶是一种抵抗，而不是迎合一种审视恶、品味恶、消费恶的欲望 我喜欢张定浩这位作家，尽管他的意象我并没太大触动，但是他的审美品味和文学追求我很认同。文学，应替普通人寻找生活的乐趣和其他真感受

小说的真实，是对生活的某一种理解，是对人类情感的某一种理解。小说令我们完善，而不是更加残缺；是对命运的拓展，而不是限制；是讲述希望而不仅是欲望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某种封闭社会的不足，而不是满足于某种孤立个体的臆想。小说讲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经验和对自由经验的匮乏，而不仅仅讲述小说家作为暴君的自由与恐惧。好小说，不仅是橱窗里的技艺展现，更是一种有力的邀请，邀请读者共同进入一种可能的、需要探索的未知生活，一起重新经历世界的长成和历史的流转，用最准确的方式抵达生命本身的模糊，并找回他们自己。 在读懂好之前，必然需先读懂大量的坏，若无批评则赞美无意义，张定浩是一把好筛子，犀利如刀的毒舌时常看得我哈哈大笑。

非常犀利，看得连连惊叹，十分过瘾，后半本更是点破了当代创作者的常见通病，尖锐但直击人心，好久都没有读到这么让人感到受益匪浅的书了，很推荐每一位看书的同时也有写作习惯的创作者读一下

对于批评的准备所提出的批评 《批评的准备及其他》，用时一周，既然是书评的书评，不妨放一下笔者读书时做的部分读书笔记和评论吧。 第一篇是《南京安魂曲》，由于笔者对作者和作品都是完全陌生，而这篇批评也未过多地提到内容，因此难以发表什么有用的看法，但可以看得出来，作者在文学理论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对于“典型的旁观者的道德”的批判更是深得我心。 接下来一篇，是格非的《春尽江南》，因为前一篇的印象，以及看小说的习惯，笔者读的过程，并未留下什么评论，只是对部分有趣的东西或者重要的观点划线。但在这一篇，我与作者的观点是相悖的。 当作者批判格非的角度是以其笔下的那名诗人入手时，我便猜想作者对于诗人这一身份有不一样的信仰，对，就是信仰。在这篇批判的文章中，作者对于书中诗人的人生被塑造出那么多失败感到不满，而且将这些归咎于格非对于失败的看法以及风格。 且不管认不认同，只是作者在文章里以偏概全，将诗人成为小丑的代名词与小说家的写作观点互相挂钩，以此来贬低小说家的写作观念，再衬托出诗人的不凡，显然是不适当的。 【在真正的小说家乃至艺术家心里，从来都没有某类人的概念，只有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个体生命的复杂远胜过集体，小说家关心的应该是千姿百态、复杂生动、不可穷尽的个体，而不是去捏造几个似乎能代表集体代表时代的个体。】 正因个体生命的复杂远胜于集体，才更要以个体去代表集体。正如《活着》、《骆驼祥子》中的那一个个个体，用最简单的评论，那些个体便是当时那个时代集体的缩影。若真的只写一个复杂的个体，又能表现出什么呢？写出来又能称之为小说吗？倒不如直接写成纪实文学。 【更多的是依赖互联网上的社会新闻和段子，因为，据说那些比生活里的故事更有新意，比个人经验更不受干扰。他们似乎以为，让主人公复述一些网上流传的社会新闻和事件，就是在反映时代和个人了。】 显而易见，这种便是对写作观念的另一种误会。小说家若写现实主义，要么写个人经历，要么写社会现象，但共同点都是试图用自己的表达去引起共鸣，不可否认，也有一部分作家是将大众不知情的现象表现出来。目标就是读者，也是大众。那么，网上流传的社会新闻和事件，不就是大多数人所注意的事情吗？还有比这个更好引起共鸣的吗？这种创作手法或许没有书写个人经历那样深刻，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选择。 先记住一句话：不是所有的经历都值得被书写出来。写个人经历的作家未必没有，但很大一部分人并未得到任何赞扬，甚至他们的作品还没被世人看到。而格非能得到作者的批评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出了名，并且被大部分人得知。两者之间如何选择，对于一名小说家而言，显而易见，这便是批评家与小说家从理念上的不同。 第三篇是《地铁》，事实上，韩松并非以文学见长，而是他那出色的塑造氛围的能力。这一篇批评，同样可见得批评家与小说家理念上的冲突。写小说，究竟是要主写事，还是主写人呢？或许会有人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将人写好。但其实，也有以写事为主的，人不过是事物发生的工具之一。 可以做到不怎么写人，便将一件事写出来，并以这件事引发世人思考。当然，作者的意思并非单指韩松不写人，而是韩松过于注重塑造氛围，忽略了塑造个体。但笔者认为，强烈的氛围下，能让人更有代入感，此时事件背后的人的个体越模糊抽象，读者会更容易将自己代入其中，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至于这种方式对读者来说有什么收获，那便见仁见智了。 第四篇的批评，笔者大致看懂了，却又好像没看懂。只记住了一句话，“骆以军根本不懂得这些，因此也就无法懂得写作最后的秘密，因此他的写作虽然惊艳，却不能安慰和打动我”。写作的秘密是什么？没说。 略。 第五篇对西川《大河拐大弯》的批评，恰好印证了笔者前面对于作者的印象，作者对于诗人是有一些滤镜的。“一个有能力写诗的人应该随便就写出好的文章，更确切地说，一个练习过诗歌这门技艺的人，他的文章至少不会难看。”嗯，笔者个人比较赞同后面一句话。随便写出好文章，似乎是有些看低了文章。 并非说写文章必定就比写诗厉害，而是这两者是无法一概而论的。但一个能写诗的人，起码在斟字酌句上是比普通人厉害的，写出来文章，读起来也是舒服的。另外一点是，写诗通常要将表达的东西浓缩在短短几行诗句中，并用上各种手法，这是非常考验个人能力的，因此他写出来的文章，本身也必定不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章就必定是好文章，也不意味着能随便写。比起写诗，不一定会容易到哪去。浓缩着写固然是一种难度，但写长了同样也是一种难度。 说回正文，作者对于西川所提出的“唐代没有出过一个像样的思想家”这一观点大批特批，深得我心。但看到他所举的例子，笔者却沉默了。 【在唐代的大多数时候，思想界是三教并存，互相激发，唐代宗时有李鼎祚《周易集解》，“权舆三教，钤键九流”，可谓易学思想的高峰之作；武则天时期译出八十《华严》，对宋以后哲学思想有大影响，宣宗中兴之后，更是有禅宗一花五叶的大发展；至于道教，最重要的有关外丹转向内丹的系统性的完整变化，也发生在唐末。】 首先，周易集解里面蕴含了一种哲学思想，是没错的。但这是一种延伸，并不能说李鼎祚是一名思想家。并且，唐代对于易学的研究，是几个朝代里最不值一提的，推演出了《推背图》的袁天罡与李淳风固然是宗师，但他们并没有留下足以称道的作品和思想。自宋代的邵雍、徐子平之后，易学才开始继续发展，在命理学与哲学这两条路上走的更深。或者不应说走的更深，而是给后人留下了往深处探索的路。 其次，《华严经》究竟是外来的思想还是自己研究而总结出的思想？对于宋以后哲学思想有大影响这点且不谈，所谓的像样的思想家又是哪位呢？至于道教外丹转内丹这一点，确实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即内修。但这种哲学思想对于唐朝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甚至在后面宋朝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而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国内禅宗的兴起与道教的没落。 【较之于日后宋明理学的一统天下，唐代思想界要复杂许多，而唐代诗歌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来自于这种复杂。要了解唐诗，如西川所言，不能光看唐诗三百首要读《全唐诗》；同理，要认识和判断唐代乃至任何一个时代思想界的整体状况，却也不能光盯着集部和思想史文学史教材。】 读时的评论：不是复杂，是单纯的混乱，无派系、无系统，这些思想没有经过整理，也没有真正抒发表达的渠道，大多数的思想是蕴含在诗词里面。 【西川还说，“真正的艺术，在现在，必须包括思辨、质疑和批判”，似乎，过往的文学和艺术都和思辨、质疑和批判无关；似乎，思辨、质疑和批判不是人类恒久的天性，而竟然成了二十世纪艺术家申请到的专利。】 读时的评论：逻辑不对。 补充：现在必须包括三者，并不意味着以前与这三者无关。并非笔者在玩文字游戏，这里就是很简单的文字逻辑，作者错了就是错了，即便他的观点方向是对的，并且笔者认同他这一观点。 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有几段笔者觉得非常精彩的评论和观点，甚至是一名小说家理应学习的观点——虽然作者说的是诗人。 下一篇，《坏诗的秘密》，这部诗歌诗论合集，可谓是撞到作者张定浩的枪口上了。《坏诗的秘密》中，傅浩讲述了自己对于诗歌的看法，以及自己创作诗歌的经历、经验，并附上了自己的诗歌。可在张定浩眼里，这等同于对诗歌的侮辱（或许用侮辱这个词有些过分，但从行文中能明显感受到张定浩的情绪，甚至能想象出作者对于这批诗人的不屑）。 对于诗词，笔者并未有过多的接触，但就书中所举例子而言，笔者是赞同张定浩的看法的。 下面这篇，将是本评的重点，对于这篇批评，笔者将着重点出批评。此篇也是本评的最后一篇了。 《剑桥中国文学史》，宇文所安主编。 【“如果说得危言耸听一点，我们根本就不拥有东汉和魏朝的诗歌；我们拥有的只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存在什么固定的‘源头’—一个历史时期的画像是被后来的另外一个历史时期描绘出来的。”】 【倘若如此，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假定是被南朝后期和初唐塑造出来的东汉和魏朝的诗歌，为什么就没有可能被后来的宋元明清乃至民国进一步颠覆和重塑？既然固定的源头不再存在，为什么宇文所安不把这种延异贯彻到底，却非要在暧昧不清中给我们竭力端出另一个“固定的源头”的源头？】 身为一个古典推理爱好者，笔者不禁想到一个推理圈中的术语——后期奎因问题，对于线索本身的质疑，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并得到第二重解答，随后再次重复对质疑的质疑，以此呈阶梯式的无限延伸。正如麻耶雄嵩在《有翼之暗》的后记中所提到的结论。 而文中这种质疑并非毫无由来，这与对部分史书、史料记载的质疑是同样的，书写的人必不可少会因为观察的角度、所处的位置，导致笔下的部分“事实”与客观事实有所偏差，而想要排除这种偏差，便需要经过多种角度的描述——即不同史料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经过严谨的逻辑推理与客观存在的线索，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而，这一节所谓的对于经典的质疑，同样是可理解的，但可以理解不代表赞同，宇文所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张定浩否定时过于用力了。 与此相同的，张定浩在后面这段，也过于用力地想要否定宇文所安，却因此让自己的逻辑错漏百出。 【宇文所安撰写的是《第四章：文化唐朝》，据说其特出之一，是揭示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被低估的时期”，即武后执政期间宫廷女性对文学的影响。“武后统治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诗文选集、诗文要钞、典范对句集和类书。这些作品的失传使得我们很容易忽略它们的重要性。”】 【宇文所安的逻辑，似乎一直在说，由于我们忽略了某些失传文献的重要性（并且这种重要性因为失传就变得无可否认），现有传世文献的文学价值就必须打上问号。】 【宇文所安似乎忘记了一点，即任何文献失传的首要原因，是在时间的竞争序列中被淘汰，就像生物的进化过程一样，有些器官慢慢消失，是因为那个器官不再重要和必须，或者如德日进所言的“叶柄的消除”，脆弱的起始材料在完成使命之后被时间消灭。】 失传的作品是否对现代的世人或者说现代文学界的人们具备重要性，这点是引起争论的重点，但真的是如此吗？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宇文所安只不过提起了这么一点。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看法，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提起唐朝的文化，却忽略了这些失传的作品，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史学家应该做的，即便他不了解。 出于严谨的说辞，却成为了他被批评的借口，这是笔者无法容忍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来看张定浩的批评是怎么写的，“现有传世文献的文学价值就必须打上问号”。请问，这一句的意思出在了这卷书里的哪个部分？宇文所安什么时候表过这个态？仿佛我说吃饭很重要所以你觉得我的意思是睡觉不重要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杠精。 其次，再看后面一句补充：即任何文献失传的首要原因，是在时间的竞争序列中被淘汰。且不论是不是真的被淘汰，被淘汰就一定是没有价值的吗？反正，没有价值必然不是失传的首要原因——可以称为比较重要的原因。 文献失传的原因有哪些？第一，默默无闻，一年出版这么多书，能出名的无非那几本。但古时不然，诗词或许很多，但文章文献数量并没有多到那么夸张，骆宾王作为初唐四杰之一，文采斐然，其《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更因为武则天的赞赏而闻名天下，但他至今所流传的文章也不过一手之数。第二，环境影响，不是写的不够好，是文章难以得到欣赏，唐代对于诗词的重视远在文章之上，这无须多说。第三，因某些事件毁掉，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又如五胡乱华，又如上世纪的文化灾难，这几个历史大事件丢失了多少书？ 这些都是失传的原因，所谓被淘汰的说法，过于勉强。当然，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被淘汰了，但起码不能否定，有一部分书不是被淘汰，只是出于意外失传了。另外，在古时被淘汰，在现代则未必。时代不同，文学观念不同，价值观亦不同，明清以前小说并不流行，但在如今，文学名著大多数是小说，是否能说，这些所谓的名著放在，也未必能继续流传下来？ 之后，张定浩又开始从长篇小说这一角度批苏童的《黄雀记》，这一部分便不详细列举，但很显然，张在这一篇多次提到了自己对长篇小说的见解与看法。令笔者感到奇怪的是，他这种见解，是出于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总结——并非他自己尝试过的。于是笔者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所谓的“见解”，其实是他自己对于一部分文学名著的喜好而生成的写作观，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观。在文学理论上，笔者固然是比不上张定浩先生的，但就创作观而言，笔者只觉得人人平等。 本评就此收尾，再往下谈谈，无非是重复对小说创作观的争论、挑逻辑错误之类，前面几篇已经能作为代表了。笔者必须承认，这篇评，批评是多于赞赏的，正如张定浩在后面文章里说的，“批评，唯有对作品呈现出一个整体式的判断，这批评才是可以交流的，同时，批评也就不再是一件批评家们玩耍的智力游戏，而是有能力面对普通读者的。” 并非说批评是要通篇批评，但对于整体要有一个确定的态度。正如本篇书评对于张定浩的肯定与批评，对于他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对于其创作观与逻辑，是需要批评的。而逻辑是文学的基础，因此，我对于这部批评合集也是持批评态度的。

倒数第二篇《文学的职业与业余兼论创意写作》，是我现在需要看到的一篇文章，在这个时间点遭遇这样一本书，我觉得很幸运。 很敢也很会批评，虽然有个别地方我不太能认可，但整体来说很好，借用塞万提斯的说法，我们需要严格的有品位的批评家来提醒当代作家认真对待写作。 这本书里提到的很多问题我第一次遇到也是第一次意识到其存在。 总之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或者学中文的人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一本书。

严格的，尖刻的，不留情面的，批评当如此

os好喜欢这类，有“我用以批评的标准是有价值的”信念的作品。

很好很喜欢！读时感到很爽快。感受到真挚的力量，诚恳的态度。感受到作者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