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鸣沙）

中国本土教学论研究绕不开“记诵”教学法。 每个学生被指定读书上的一两行，他的“学习”就是尽其可能高调地吼叫(bellowing)。每个中国人都认为这种呼喊(shouting)是小孩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如果他不呼喊，老师怎么能确定他是在学习呢？……然而，意义和表达则完全被忽视了，因为中国的学生没有在心中理解这些文字所表达的思想。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背书(recitation)。一旦他真正熟悉了要背的一段文字，立刻高声地哼哼(hum)起来，就像陀螺或圆锯发出的嗡嗡声。……对于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来说，读书人这么大的吼叫声，使得学塾就像一个大杂院(bedlam)似的。通过外来者之眼（耳）感受到的“尖叫”、“吼叫”、“呼喊”、“哼哼”，正是传统读书人自幼濡染其间而习焉不察的出声诵读。但在传教士笔下，这种出声读书的方式却是令人“吃惊”的奇观。诵读的动力是记忆，但所背经典本身的“意义和表达”却在这一片“声音碰撞”的过程中“完全被忽视”了。私塾空间中混乱嘈杂的教学场面，与新学堂理想中整齐安静的教室空间形成了对比。二者之间的反差，被清末教育改革者划定为“中学记诵”与“西学讲授”的方法之争，对应于“记性”与“悟性”两重认知境界。清末最后十多年间成长起来的书生，许多人都体验过这样一场“读书革命”：他们的童年在与记诵声音的“碰撞”中度过，随后则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新式课堂的教学秩序。清季国文教育取代传统文教而起，不仅体现在教学理念、教本体裁、文体追求或知识框架的刷新，更伴随着从“记诵”到“讲授”的知识传播方式变迁。…依据“朱子读书法”所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等原则，程端礼设计了包括字训、小学书、本经、传注、诸史、古文、性理书在内一整套分年递进的读写教程。每日先背已读书（后世谓之“温旧书”），再授未读书（后世谓之“上新书”），读书过程被细分为划大段、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面读校正、分细段、还案看读背读并记遍数、通大段背读等程序，并设有数珠、计数板子、“空眼簿”之类计算遍数或标记起止的工具。每细段要求看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如讲说然；句尽字重道，则句完，不可添虚声，致句读不明，且难足遍数……二百遍足，即以墨销朱点，即换读如前。”最后“通大段倍读二三十遍”，回环往复记忆，看读与背读交错，“必待一书毕，然后方换一书”，以达成“终身不忘”的目标。后世理学家还会强调记诵之功在“经”（包括性理书）和“史”之间有所区划：“记诵之功，读史不必用。若‘五经’、‘四书’、《太极》、《西铭》之类，必不可不成诵，不成诵，则义理不出也。”…宋元以降理学家揭示的记诵功程，对于明清两代基层学塾的教学法有着笼罩性的影响。以下主要就作为近代“读书革命”背景的清代读书现场略作考述。描述乾隆年间江浙一带风俗的日本江户时代情报书《清俗纪闻》，曾提到当时蒙塾“每日有固定之功课”：早晨师生来到学馆，“学生均先将书放在先生之案上，打开书包拿出书本，将前一天教过之处念三四遍之后，先生将该书本拿起令学生背诵，学生背向先生背诵前一天所学之处，每天均是如此”。…吴越客商向日本长崎官员转述当时学馆的诵习要求是：每日早晨读书时须容貌整齐，志向坚定，留心句读，做到字字分晓。读书时不可东张西望，赏玩他物，并详记诵读遍数。遍数已满而尚不能背诵时，则应继续诵读，直至能背诵为止。而不满遍数即能背诵者，亦须背满遍数。出自清代中期客商之口的这段学塾规则，实本自南宋末《程董二先生学则》中的“读书必专一”一条：“必正心肃容，计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此种以“记遍数”为核心的诵读法，正是前述程端礼所揭读书日程的精髓，直到晚清时期仍在延续。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刚满十一岁的周作人开始在绍兴三味书屋附读，“书房里的功课是上午背书、上书，读生书六十遍，写字；下午读书六十遍，傍晚不对课，讲唐诗一首”。——陆胤《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

1. 甲午战败后中国知识界的反思，促进了语文教育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转变是，中国千百年来的语文教学从记诵转向了讲授。 2. 语言是一门学问，同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工具，要学习新知识，就会与以往的语言教学产生冲突。蒙学新课本在探求一种新的国文，到新文化运动后，我们使用的语言变得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