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业：一部体制史（艺术与社会译丛）

非常推荐这本书，我是通过但汉松、高峰枫老师的播客《夜航船》知道这本书的，在此也推荐一波播客。 书中有许多篇幅追溯了美国大学英文系的历史，这些内容我并不很熟悉。但对我十分有教益的是，此书格外关注体制性的文学研究机构内部的分歧:实证主义的历史资料收集，人文主义者的道德-政治阐释，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再到各种理论装置的运用......这些混杂的东西被贯以统一的“文学研究”之名，通过使课程和研究者之间互不打扰的“领域覆盖”原则，制度化地组织起来。因此，有关文学研究的目的、价值、手段和典范的分歧和争论被有意识地回避了，而这些争论贯穿了文学系自身的历史，并且不言而喻地构成文学研究，甚至“普通的”文学阅读本身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我在中文系读书的体验来说，格拉夫的上述判断是准确的（不言而喻，中文系和英文系由于自身的学术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不同的二级学科，甚至是同一二级学科之下的不同老师之间，常常推崇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阅读方法。例如，大三有两门课，一门是外国文学，一门是文学理论。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强调与作品的直接接触，近似某种“细读”；而在“文学理论”的课堂上我们学到大量据称十分重要的、对作品的哲学或社会解释，甚至是“对解释的解释”。这两门课背后的假设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而当学生对文学研究要采取哪种看法？那就全凭个人喜好或者各种偶然因素的左右了。当然，学院的组织体制同时承认了这两种方式，但问题在于，二者的冲突意味着什么呢？ 格拉夫会说，“重视作品”和“重视理论”这两极的对立是文学系内部的一系列争论“层累地造成”的结果。最初，重视生平、版本、词源等历史资料收集的学问家攻击贵族们爱好者式的印象批评，推进了文学研究的专业化；接着，人文主义者们认为老学究只对琐碎的事实堆积感兴趣，忽视了伟大传统崇高的精神价值，从而加入了道德教诲、政治评论等外部的解释；后来，新批评派又使文学的“内部”解释获得了一套相对严谨的术语，在文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再后来，欧陆理论家们的出现又使文学研究向“外部”的因素，如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打开。这是新批评之前的人文主义者们主张的现代版本，不同的是，文学对“外来者”的接纳必须借助日益复杂的理论装置，而对此仍有许多人表示反对。 上述概括可能过于简略，但关键在于，文学研究具有的不同取向并非可以直接承认的既成事实（学院倾向于这样做），甚至也不是纯粹学理的、“逻辑的”内部演变，而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文学及其研究机构，在社会当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更是文学研究本身需要面对的问题。 比如，格拉夫就说，理论在文学系中的流行，是因为文学，已经不再是一整个社会阶层的共同知识和情感基础；因此，现在的一派文学研究者想要像阿诺德、利维斯一样彰显文学的普遍价值，也不得不借助理论的语言，但理论本身很可能就成了使文学研究圈子化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反对理论、主张用“健全常识”“敏锐心灵”对作品阅读的派别，但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通识化的阅读带来的理解偏差甚至流失呢？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回到科举时代、重建基于文学的社会共同体已不可能。（请原谅我忽略了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这种情况下，文学研究机构对社会、对文学研究本身还能做什么呢？格拉夫给了两个务实的策略:第一，在课程设置中主动展现和关联文学研究范式之间的冲突和争议，使得有关文学的争议和冲突本身成为文学研究思考的内容；第二，将文学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史之中，将批评、历史和理论融汇于一炉。第一条策略针对的是作为社会机构的文学研究和教学体制，第二条针对具体的文学研究工作。这又回到了本书的核心:“以文学为业”，不只是关于“体制”“技术官僚”的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关乎对文学本身的看法。从新近的潮流看，格拉夫关于文学研究的建议十分有预见性，各种文学文化史的著述已经蔚为大观；而他关于学院体制的建议，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作为对文学体制的研究，此书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相反的“纯文学”看法:诗是永恒的，然而诗什么也做不了。 我刚进中文系学习时，常向老师提出这类问题:文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学文学?当时的我还未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意味着什么。而老师也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很认真地提供一些关于文学或美学的总体理论，或者说出一些比喻性的妙语，令人击节叹赏；但初入学院的、稚气未脱的我们可能正触及最初的、最根本的问题，而对此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答——对这种状况本身作历史的思考，会有很多教益。

正如我时常抱怨的，文学研究者的观点分歧往往不为本科生所知，没有成为他们学习的对象。人们假定，学生应该知道他们的老师通过争论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代表固化的知识——却不需要知道产生这些结论的争论，因为似乎只有专业人士才会对争论本身感兴趣。人们认为，课程大纲应该呈现经久不衰的杰作和真理。当转瞬即逝的地盘争夺战与深奥的争论烟消云散后，它们仍巍然屹立。人们还认为，激烈的争论会威胁到知识分子的团结与课程的连贯性，并且会干扰学生对文学的早期体验。我质疑所有这些观点。我认为，将文学研究描述为统一的、无分歧的活动，会损伤学界与知识，让很多学生一头雾水。这一判断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在文学课程中获得连贯性，最好的做法是将这些争论本身（至少是那些最重要的）作为新的组织原则——简言之，借用我接下来一本书的题旨，“讲授冲突”。教育家总是认为，要在课程大纲中取得一致性，就必须达成相当多的共识；但我认为，焦点清晰的分歧可以达到同样好，甚至更好的效果。—杰拉尔德.格拉夫《以文学为业：一部体制史》

中国国学传统治学有义理/考据/辞章不同维度，也时有复古运动。 本书讲述的西方人文学科体制内各种争论，与中国国学传统如出一辙。理想的人文教育是跳出体制，让各种形态的文本和思想对话。 西方人文学科的争论： -19世纪末：语文学实证研究 VS 人文通识教养 - 20世纪上半叶：文学史考据学者 VS 审美批评家 - 中期：历史外部研究 VS 新批评内部细读 - 战后：古典经典 VS 现代/少数族裔/女性文学 - 晚近：传统人文主义 VS 后现代批判理论 实际上，这个历史就是人文思想的对话，对话历史构成人文传统本身。

围绕一种“传统”的建立，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英语文学”这一学科如何在美国的学院体制内建立，及文学批评如何在学院体制内逐步确立其地位的一部学科史著作。强调“文学”背后的权力与博弈，场域中的占位和斗争。不妨将本书涉及的内容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发展历程进行对照，不难发现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

暂且搁置文中频繁出现的、对国内读者而言较为陌生的西方学者姓名及英文文献，不难发现，文中观点在应用于中国语境时并无明显水土不服的现象。究其原因，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本就借鉴了西方高等教育体系许多。如作者所言，当下大学制度内专业区块化的分隔导致了妥协性生产、各自偏安一隅的种种问题，但我们也不免承认，这是工具理性发展、功利主义至上社会要求下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面临着启蒙运动下理性科学传统的冲击，原有的文学模式要么被视为宗教性经验随想的旧制度被扫进垃圾堆，要么重新强调自己的功能性（通过工具化顺应科学要求）或独特性（某种审美的自律或文化意义），书中的研究者和通才、学者和批评家正是其反应。当下，强调通识教育、对伟大经典去语境化的、真空性的阅读本身就不可能，一个人在阅读前总是存在于相应的语境之内，而这些语境并不相同，阐释也因此不同。即便从这些差异中提取出所谓“人性”、“自由”、“智慧”的共性，也不难发现这些词早已拥有着含混不清的多样内涵，这从各种歧义的语言使用中就能可见一斑（光是对自由的释义和讨论已经可以堆出无数本书了），更遑论通识体系本身的构建已经预设允许了一个最终价值权威的存在——某种价值，如果不是最高，也至少有着普遍性意义。或许，专业技术分隔本身也意味着语境的切割——分工后细化知识的不断产出已经形成了一个个高不可攀的门槛，隔行如隔山。在这里，信息碎片化的结果不仅仅是就分裂而言，其更体现于信息碎片的棱角上：如果信息已经成为了碎片（不排除它本来就是碎的，说到底，什么叫”碎“？），谁能保证两个碎片的棱角可以被拼合？谁能保证已经拼合的碎片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衔接点和切口？一个宏大完整的拼图构想是否存在？总不会缺了那么几片吧？说实话，不知道答案，但我们总得试着去拼一拼、去争一争，哪怕抛开所谓的”社会关怀“、”宏大叙事“，从个人趣味来看，这也值得一试。毕竟，比起碎片堆在那里看着，拼接时哪怕会吵起来，“怎么拼”、“不好拼”也总比死气沉沉的“不能拼”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