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典型意义的文化解读

谈绝地天通： 1、愉神悦己的双重性，商周之变的本质，政治是神权分裂的延续： 《上古中国的神》里读到墨子：先死者非父则母，非兄而姒也。今洁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请（诚）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饮食之也，岂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请（诚）亡，是乃费其所为酒醴粢盛之财耳。自夫费之，非特注之污壑而弃之也，内者宗族，外者乡里，皆得如具饮食之。……此犹可以合欢聚众，取亲于乡里。 其实蛮有趣的，分祭肉，酒肉都是乡亲们自己吃了，祭祀就是借着敬神的名义实行人的狂欢节，包括在寺庙里的演戏，本来是愉神的，也用来悦己。这种双重性很有意思！ 在上古，可能所有的人事都关乎神事，神是一种思维模式。一切人事中都有神性的因素。然后才有人神的分离。为什么中国的人神分离很早，被称为绝地天通，文明早熟，而西方的宗教一直影响到尼采的时代？ 必然有某种决定性力量，使得这种人神分离产生。是阶层分化，上层垄断吗？当我要建立周礼的新秩序，我就要打掉旧的人神连接的秩序。绝地天通的是颛顼还是周人？也许颛顼不过是被周人拉出来当替罪羊的。 商周之变是以政治性的力量颠覆了商朝信鬼信巫的传统。非常像近代，既然咱们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推翻了大清与民国，那么，他们所信的儒家传统也必须被打倒，清理。 其实周人本来也是信巫鬼的，但政治逻辑迫使他们必须划清界限，全面反对，凡是敌人倡导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倡导。 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我认为是占卜技术使得对神的观念产生了分歧，周文王掌握了蓍草占卜（那几根草棍就衍生为八卦），和商人用动物甲骨占卜截然不同（我不止一次谈过周人重植物，商人重动物），占出来的结果不同，对神的诠释就产生了分歧，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看来，商周之变包含着深刻的技术路线之争！就像美苏争霸，中美争霸，背后都有技术路线分歧，比如油车还是电车？ 而基于技术和政治两个分歧因素，一旦周人非神重人的新传统，共产党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建立起来，那么旧传统必须被颠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权力在消灭，塑造，造成文明的断裂。这种断裂似乎是屡见不鲜的，它就叫革命。昨日的世界灰飞烟灭。 首先是神的，其次才是人的。先有占卜技术的突破，造成对神的观念分歧，后有周礼更加重视人的理性化的政治建构。政治是神权分裂的延续。 而关于愉神，我想起巫鸿谈敦煌，乌漆嘛黑的洞窟，甚至背面人看不到的地方，为什么画那么精美的壁画？因为本就是给神看的！ 2、儒释道：绝地天通后的信仰问题 古代，颛顼绝地天通是一件大事，《史记·历书》:“少皞氏之哀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重和黎，是颛顼的孙子，一个托天一个管地，天地分离，所以地上的叫黎民。 听起来像私有制和不平等的起源，阶级诞生了，巫覡通天的职能归于天子，商王就是大祭司，以甲骨通神与武力统治，周朝发明了八卦术数占卜通神，且以事无巨细，严密罗网的《周礼》加以统治万民。 一武一文，世易时移，皆不能长久，周作人《秉烛谈》有云，“朴丽子曰，一部《周官》盛水不漏，然制亦太密矣，迨至末季变而加厉，浮文掩要，委琐繁碎，莫可殚举，若之何其能久也。” 于是到了春秋，所谓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其实是在回到绝地天通后，信仰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儒家的答案是回归周礼，礼的本质是名，仁义道德的名声，所以儒家是“名教”。这恐怕与孔子年轻时学「徂豆」之术有关，即祭祀，又与其阶层身份有关，小中产乐于为上层服务。 而道家反儒，《道德经》一开头就说，名可名，非常名，凡是可道可名的都不是恒常的，是沽名，不是究竟。 儒家“乐天知命”，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概认为绝地天通后，天不可知，不可及，于是回归人道，停留在人道，人做好人的本分即可，即社会道德层面谈人的本质与意义。人的意义就是仁，就是保持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即中庸。 道家相反，相信“逆天改命”，“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儒道两家思想的基点都是重塑天人关系。 而天人关系，与“女娲补天”信仰一脉相承，天有阙一，所谓“大道五十，天衍四九”，女娲炼石补天，天还会雨漏，于是造人，参与补天这项大工程。 道家炼形还神，补天之阙，得到完满，人是能动的，但它的能动目的在于全身，在乎生命如何保全，而儒家目的在乎名，可以舍生取义。为什么两家如此不同？ 恐怕与祭司巫术的两种不同形式有关，一是炼形通神，巫师会吃致幻的草药，二是礼仪，即孔子赞赏的《周礼》。道家得前者，儒家得后者，目的差异于是开始了。 既然普通人无法借助通神组织起来，老子于是自我圈禁，回归个体，我个人意愿去接通天道，不涉及社会组织总可以吧？主动放弃了社会组织力，只能小国寡民。 儒家得后者，从外在的周礼制度，上升到仁的内心原则，把「天」收到了心内，既不干犯皇家对天的垄断，又具备普世的组织力，可谓是曲线救国的聪明法子。但实际上，至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生完全学乖了，待在天命之下，制度之内，好好地做个人臣孝子。 到了宋代，恐怕又从哲学上复活了“天人关系”的讨论，儒家试图再次接通天意，获得大巫师的权力，所以张载才有那么狂妄宏肆的构想，横渠四句中第一句：为天地立心！这明摆着是要重启天地交通！ 到了明代，相权取消，皇帝独裁，则又是回归到秦始皇的状态了，儒生又只能乖巧了，又一次绝地天通！ 王阳明心学，乃是基于这个社会现实而改革程朱理学的。回到原儒的内心原则，不再跟天掰手腕，在于我心！ 王阳明的良心非佛教之空心，用一个词概括佛教是空，是无法无天。 而王阳明是有法有天，在心不在天，是在天之外立了一个衡量尺：良心。也可以说是，天归于心，心即是天。所以不必外求，内求即可！不必外求，就不必在乎皇帝，权力乃是内置天赋，本来具足。用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名字来比喻，天心，天理自在人心，根本不在皇帝！ 从颛顼绝地天通，到《周礼》，到孔孟原儒内仁外礼，到程朱理学再次试图通达天理，到王阳明将外在天理返身归心，这是一条宏光灿烂，连绵不绝的儒家文脉！ 儒家重生轻死，只问苍生不问鬼神，原始道教也是重生恶死，死后变鬼，所以汉代有厚葬习俗，因为要一直生活在地下，得多带点，佛教并不好生恶死，因为死后会转生，厚葬就没有意义了。这恐怕是魏晋时薄葬之思想起源，与晋宋时期道家分支，结合了佛教的灵宝派有关。当然也与曹操摸金盗墓有关。 道家本是一元，但一生二，导致心物二元，这二元是相对关系，同等重要，所以看起来是入世出世同等重要，形与神同等重要，与佛教不同，佛教的心物，最终是归于心的，所以是一元的。 佛道都只能处理个人问题，道解决身命，佛解决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