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

我也相信宿命，宿命让杜拉斯十年后再次闯入我视线，在我思考研究方向的时候。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杜拉斯的文字魅力经久不衰。杜拉斯一生都在书写她的创伤，暴力低俗的大哥，溺爱大哥的母亲，待价而沽的耻辱。她的童年，潮热的印度支那，长不出东西的盐碱地，在殖民地因贫穷绝望的母亲。殖民地的阶级划分，贫穷饥饿麻风病。她的爱情，始于欲望终于权力，她因为羞耻而不想承认的，唯一的中国北方的情人。 杜拉斯的身份一开始就是特殊的：出生在印度支那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不被有钱的白人认同，同样也不被有钱的当地人和中国人认同，所以小玛格丽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是永远也回不到故乡的人，我没有故乡，我生在无处。”印度支那既是异地又是故乡。杜拉斯在写作中摆脱阴影，与过去与生活抗争。还是那句话，《情人》是通俗电影而杜拉斯不会因此变成通俗作家，被误读被简化被标签化，这些也是大众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去年就读过黄荭老师为杜拉斯所写的传记《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最近读的这本《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一次重温。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隔阂太深了。比较喜欢阿梅尔在访谈中讲：“杜拉斯的绝望是对男人和女人之间、父母和子女间不可能的关系的绝望，但在这种绝望中，有很多的能量：绝望，但充满力量；就像太平洋的潮水一直涌上来，而她一直在抗争。”

根据杜拉斯的写作或电影作品去追溯早期的杜拉斯的生活经历，得以更完整地了解杜拉斯作品的创作灵感。 看完很喜欢新闻写作那部分，她聚焦底层人民的日常，因为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经历，杜拉斯对底层疾苦和一切不公正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抗拒。 “她是在现代历史这条摇摆不定的船上意识到自己的作用的，就像反对城市法则的安提戈涅一样。她很反叛，极为警觉，消息灵通，头脑清醒，什么东西都躲不过她的眼睛。她的语言喊出了痛苦，同情那些被邪恶的机器碾碎了的人，无情地诅咒那些压迫人、让人绝望的人。她的政治言论像古人一样猛烈，震惊了她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