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尧
本书结集了苏州大学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长江学者王尧先生学术体系外的另一种文学批评,凡二十三篇。这些文章短则五六千字,长也不过万字,既有关于《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作为文学史研究过程的“历史化”》等对文学史和小说变革的宏观叙述,也有《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关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札记》等的微观作家作品论。本书中,王尧问历史、观思潮、论作家、谈理论、说方法,也反求诸己,盘桓于问题、思想、学术的历史之域现场之境,此之谓“忽然便有江湖思”。 学术思想的文体形式也是王尧教授关注的问题。集中篇什多为短章,但思绪悠长;不故作学术状,但学术之心澎湃不已,共同构成其关于文学的系统梳理和认知,包括但不限于回到文学的常识,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批评家何为以及何为批评家。他对文章和各种文体的看法,对当代长篇小泛滥式增长的忧虑,以及对当下社会中写作者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自己故事的方法的判断等,均发人深省。所论或率真或婉转,或浅白或深邃,或感性或知性,文学信仰、问题意识与赤子之心是这些文字的底色。
“在这个挤压的时代,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 借用王尧老师《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一书的题记,简单说说读后感受。 如今我们身处一个信息极度发达的年代,想要获取新知特别方便。但在方便之余,弊端也随之而来:对的错的,好的坏的,令人舒适的或不适的……等等这些一股脑全都向人奔来。那其实,人们在这个时代比拼的并不是谁获得的新知更多,而是在获得新知或新技能的同时,分辨、筛选的能力是更重要的。 如今人们在感叹“文学已死”的同时,其实也应该思考,文学为什么越来越不如从前。如今的文学作品真的不如从前了吗?王尧老师在书中说,小说是需要革-命的。虽然这篇文章讲述的是1985年前后的状况,但如今再回看文学、小说在时代当中的发展,其实是不错的。 90年代以来,一批重要的作家如莫言、韩少功、贾平凹等,都以长篇小说完成了自己的转型和突围。他们的作品不仅呈现出新的文学素质,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随着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长篇小说的写作与出版也逐渐沦落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消费。 王尧老师指出,小说的革-命不仅仅是创作者的责任,更要加上评论者和读者三方的共同努力来完成。“它是一个动态的、弹性的艺术运动。” 而且,读者的口味其实也在影响着创作者的方向。读者的选择、喜好、评论,其实都对创作走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不仅是创作者需要提高品味和素养,读者,也就是“被叙述的对象”,也应该提高相应的素养。 正如王尧老师所言,“不是简单的断裂,而是联系中的断裂;也不是以新代旧,而是以新激活旧。” —— 而在书中谈到的史料研究部分,王尧老师也提出了独特观点。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正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这不仅反映了学科意识的深化和学术研究的成熟,也体现了学者们对于文学历史的深度探索与挖掘。 从茅盾、周扬等老一辈学者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到江曾培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这些成果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也奠定了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基本框架。 然而,史料的整理并不等于简单的堆砌和复制,它更要求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史料整理与研究应该服务于文学史的研究,通过对史料的再挖掘、拓展和考订,才能赋予其新的学术生命力。 与古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史料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独特的面貌。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图像、影像、口述和网络文献等新兴史料形式不断涌现。这些新的史料形式不仅丰富了文学史料的内容,也对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等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 在书中,王尧老师还提出了作为“方法”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史料整理与研究不仅仅是学术行为的一部分,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对史料的收集、阅读、鉴别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新的学术问题和研究视角,从而推动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方法”的提出,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文献学、目录学等专业知识,还要求他们具备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浩瀚的史料海洋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和资料,为文学研究提供坚实的支撑。 —— 这本《忽然便有江湖思》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穿越当代的文学盛宴。一本好书不仅可以提出读到的见解,更可以激发阅读者的反思与思考。只有不断探索和创新,温故知新,才能在这片“江湖”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