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诗：六朝诗赋中的思想传承与意义生成（甲骨文）【首次将六朝时期最著名的那些文人墨客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讨论】

【2025年读书—何以成诗（田菱 美）】 本书主要研究两晋南北朝古诗创作。作者妈妈是中国台湾人，父亲是美国人，在台湾接受基础教育，古文造诣很高，加之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对比研究，整部作品品质较高，对中国文化及古诗歌爱好者而言是很不错的读物。 两晋南北朝是无序野蛮混乱凶暴充满不确定的乱世，在血与火的民族融合中，文化也通过极端激烈地碰撞而融合，而偏安一隅的南朝文人也促进中国诗歌文化完成了一次升级。在书中，作者重点研讲了嵇康、孙绰、陶渊明、谢灵运、王羲之等兰亭集会等文人诗作，其论证视角非常有意义。 一是南朝文人大量运用上古中国典籍的思想、词语、典故、文本结构，把置身于时代的哲思、气韵、机遇写进诗歌，与那些典籍名篇产生互文创作，极大开拓了古诗词的边界，对后世诗词歌赋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把嵇康作为中国古代诗歌转型的代表人物，指出：“从中国诗歌史的角度来看，嵇康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在这个时期，玄学正在兴起，从《诗经》《楚辞》到建安文学的文学传承，也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嵇康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更加引人注目。他将各种元素混杂、结合在一起，这些元素来自不同的语言（诗歌语言与哲学语言）、语域（此岸世俗的与彼岸超脱的）与意象（文本层面的与文化层面的），并以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崭新的（新的道德伦理观，针对大自然的新的诗歌创作方法），或者也可以说是独特的（个人的性情与志向）。”作者还以嵇康写给兄弟嵇喜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为例，分析其中引用《诗经·小雅·鸳鸯》“毕之罗之”，改写了曹植《洛神赋》的“命俦啸侣”句，引用《论语·里仁》“颠沛”，运用《楚辞》中如兰蕙、荪芷等芳草等等，把玄言诗、个人理念、兄弟情义、世事斟酌都汇于诗中。 我认为，嵇康诗的出色还代表了中国文脉的一次张扬宣示。嵇康因为拒绝与暗黑无底线的司马家合作，于是在古代典籍中寻找思想支撑，他不排斥天下为公的入世，但这个公要符合天道，要道法自然；从中他也找到自己的方式：选择无忧无虑、清静无为的生活。这种思想成为影响中国文人重要源头。 作者介绍了“四世纪顶尖文学家”东晋孙绰的诗，这是大家比较陌生的。大概因为孙绰不属于东晋时期出资门阀大户的文人，加之其诗作不少是攀附阿谀之作，也就没有被士大夫阶层接受，这倒也不意外，大名鼎鼎的陶渊明也没进入东晋王谢为主的名人榜，直到宋朝被苏轼挖掘出来才光彩熠熠。而作者很推崇孙绰，指出他的诗大量取材于《诗经》《易经》《老子》《庄子》等典籍，融合玄学理念、老庄典故和佛家教义，比如将色/空这对概念融为一体（这倒很符合南朝儒释道相互融合的进程）。同时孙绰作为早期山水诗典范的兰亭诗集另一个作序者，提出了体悟山水的能力与创作诗歌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的观点，这一理念伴随兰亭诗会对后世的影响，形成了古代诗词重要的山水诗流派，于是“对大自然的欣赏不再拘泥于其象征意义，美学欣赏的范畴得以延伸，自然景观成了诗人审美的对象。” 在对陶渊明分析中，作者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读起来自然天成，不事雕琢。陶渊明自然的天才之处，并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他的诗深受《庄子》的影响，“无论是它的原文还是注释，都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著名学者陈寅恪也持这种观点。这确实与我们感受陶渊明诗中源于自然的朴素感有所不同。细品陶诗，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确实有那种来自于老庄哲学的味道：笃定属于自己的“独”之蹊径，就能通往“道”的境界，“独”代表了一种能够抵抗外力与流变的内心恒定。 作者强调那个时代的诗人作品与古文典籍的互文性，既有上古典籍素材的直接提取，也有凝练后表达此时此刻的境遇和思想。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常见到互文创作，比如各种西游记故事和人物的再创作，如哪吒、孙悟空；还有古代故事的改写，如白蛇传；古文及寓意的古为今用等等，都是互文的范畴。互文性体现了文学资源的流动性，时代风尚结合不同文本传统之间彼此流动、相互渗透，带来创作灵感，并成为文化、知识和文学的代际传承，成为后世对传统的致敬和升级。就比如谢灵运取材于诗经楚辞易经的山水诗，深刻影响了诸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等诗人，一句“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也呼应了谢灵运的诗词。说起谢灵运，书中有句点评大概能了知他的诗歌之所以在唐代有很大影响力：谢灵运认为理想的创作应当达到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平衡：“文体宜兼，以成其美。”他又用王弼“贲”卦注中关于“饰/素”的内容，认为行文要“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 二是作者通过南朝文人的阅读与写作，对比中西文化，阐述了文化记忆和文学互文性等重要学术理念，这也是我读这本最受益的部分。 1、关于阅读的意义。通过作者的阐述，我对阅读总结了三句话： 阅读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我们通过阅读，能够与不同时代的作者进行交流和对话，“按照孟子的说法，我们读书是为了形成一个能够结交志趣相合之友的、具有超越性的共同体”，从文本中“知人论世”。作者富有情怀地写到：“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过去以与古人为友，那么反过来的情形也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可以为了未来的朋友而写作，未来的人也会回顾过去以了解作者。”当我们有了这层认识，阅读的底色就更为丰富起来，不仅是文化的继承，也让阅读者不再孤独。 阅读是另一种方式的在场。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观点，作者指出：“阅读的过程，是在一场虚拟的对话中去想象最为原初的在场“，读者们的“注释、引文或者用典，代表了读者所提呈的证据，以表达某种已经为读者所获得的理解”。而我想，在场不仅是我们回到作者时代的历史在场，同时昔日文本也成为今天的叙事在场，构成了阅读更深一层的意义。 阅读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确认。作者认为，人们通过阅读的思考和写作，使阅读“不仅被视为文化或思想的消费，也变成了一种生产形式”。这一辩证思考让阅读与写作联系起来，“以怎样的模式阅读，就意味着以怎样的模式写作，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间的思考和写作，扩充了我们知识域的宽度，并得以对自身的存在得以肯定。就像作者写谢灵嘲笑古籍里的案例和故事，“似乎并非与古人为友。反而成了一种可将自己与那些先例区分开来的手段”，于是阅读不仅是我们找到共鸣，也是我们找到反面，并得以确认自我的意识和价值体系。 2、互文性与文化记忆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有一个著名观点：互文性是一切文本的基础。自一个族群创造语言和文字后，这个族群的表达方式就逐渐沉淀成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本，代际相传，可以说所有写作都涉及模仿和重复，我们都是继承者，这也是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而这些文本汇集成大江大河，构成了族群文化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记忆。在中国传统中，有“训、诂、传、说、记、注、解、笺、章句、集解、义疏、正义等，它们形成了层层保护，防止各类经典文本与重要典籍被误读。” 但随着时代变迁、文化融合，那些在时代节点上的智者，如嵇康、孙绰、陶渊明和谢灵运等文人，努力汲取上古文本的营养，“运用经典或其他正典文本中的符号、意象以及相关的训诂和新的解释”，与时代际遇相接驳，通过互文性的指涉、回忆、重译、改写、创作，“重申了一个群体的文化记忆，而且为未来的挪用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资本”。作者通过中心文化对比，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在西方诗歌创作传统中，创作者为追求原创性常伴随对来自他者的“影响的焦虑”，“他们一边如俄狄浦斯般与前辈先贤们一较高下，一边又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直面自己的焦虑”。而在中国“可称之为‘不受影响的焦虑’更为恰当......人们看待前人的作品时具有更少的对抗性与更多的实用性，并将之作为在创作中可以加以运用的工具与资源”。在这里，我们足见中国文化和谐共生的鲜明特质。 记得意大利作者埃科也对创作中的互文性给予高度重视，他相信每一个文本都在与另一个文本遥相呼应。很多我们认为是原创性文本，本质都是是在无意识文化结构之中的，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互文性是一种文本记忆，并形成文化记忆和传统。互文性并不影响原创性，正像嵇康、陶渊明他们的旷世作品，包含新生与旧有，容纳前人与今人，融汇原生与外部，这才是原创概念之本。 本书虽然只是对两晋南北朝个别文人的做平进行点评，探讨那一时期的中国诗歌创新，但我们可以借此系统性地认识中国诗歌乃至文化的发展历程，它不断发掘、继承、创造，融合时代气质和外来文化，形成绵延以千年计的传统文脉。而所谓文化自信，不止是我们搬出来“古已有之”“以史明鉴”“古训章典”，而是要相信中华文化面对挑战和不确定性之下的包容、和合、韧力和生命力。如果我回答何以为诗？大概是百代中华人用汉语凝练的、给这个世界最华美的赞叹和感悟吧。

学术史把握很好，以互文性考察早期中古中国的文学家们的诗歌创作问题，相比国内学界传统思维对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儒佛玄思想影响的争论，田菱主张，应该以互文性的角度，从他们对老庄、《论语》《周易》等正典以及魏晋以来注疏思想【文化资料库】的接纳、挪用以及调和，如何放置在诗歌写作中达成自我书写表达的，这也让能让我们重审传统批评史下的优劣定位。可以说，这种研究路径殊为可取，但也考验研究者对正典文本的掌握以及对传统文学史、思想史等范畴的熟悉，田菱在这方面，是极具代表性的。

陶渊明和谢灵运两篇的观点觉得最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