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通识课（全新版）

《西南联大通识课》是一套凝聚着西南联大教育精华与学术风采的丛书。全套共七册，包含文学课、国史课、哲学课、文化课、诗词课、古文课、国学课。由陈寅恪、张荫麟、冯友兰、朱自清、傅斯年等15位西南联大著名教授的讲义和文章编校而成。 在文学课上，闻一多讲《诗经》，带领学生领略古典文学的魅力，让大家看到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丰富情感与文化内涵；汪曾祺深受熏陶，也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成长为文学大家。国史课以时间为轴，从夏商周讲到清朝灭亡，陈寅恪、张荫麟、吴晗、雷海宗四位大师把五千年古代中国历史讲得透彻清晰，让学生能系统地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哲学课上，大师们探讨哲学与人生的诸多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世界的本质、人生的意义等深刻命题，帮助学生构建起自己的哲学思维体系。诗词课上，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带领学生领悟诗词之美，感受古人的情感世界和审美情趣。古文课则沿着古文的发展脉络，让学生清晰地感受中华文脉的内在变化，体会古代文人的智慧和语言艺术。国学课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汤用彤等大师引领学生走进国学的广阔天地，了解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文化课则综合了多方面的文化知识，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 《西南联大通识课》的主题，就是通过多学科的知识传授和思想启迪，培养全面发展、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通才”。 阅读《西南联大通识课》，仿佛穿越时空，走进了西南联大的课堂，与大师们对话，与知识和智慧相拥。它让我们明白，教育不仅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是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综合素养的过程。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的通识教育来拓宽视野、丰富内涵。它提醒着我们，要珍视传统文化，从古代经典和大师的智慧中汲取力量，以滋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思考，不随波逐流。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文化的坚守，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理想的执着，努力提升自己，为传承和发展人类的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合本子注"是中国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提出的文献整理方法，特指对汉译佛经不同译本进行汇校比较的学术实践。其核心是通过并列多个译本并添加注解，辨析文本差异，追溯佛经原义和历史流变。 本书集南渡大师名篇汇编成册本是“合本”好事，但却不事“子注”以明出处，非疏漏，实故意为之。注明出处是编者的基本学术伦理规范，汇编冠以《第一课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诗经》主讲人 朱自清》为例，显然是对原著不加说明篡改。原文出自朱自清《经典常谈》，《说文解字第一》……《诗经第四》，此乃出版大忌。往轻里说是职业道德层面的堕落无品，往重里说法律合规层面涉嫌学术不端。 以《西南联大通识课（全新版）》具体段落为例，揭示了一个隐蔽问题：经典文本在汇编过程中的“身份丧失”。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本是系统论述，编者抽离其中章节并更换标题后，其原始语境（如与《说文解字》等章节的关联性）被彻底抹除。这种碎片化处理若无标注，无异于对学术脉络的割裂。打着大师课之名行阉割肢解大师之实。故此不再予评论。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那些在战火纷飞年代里坚持讲学的先生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传承。翻开泛黄的书页，仿佛听见朱自清讲《诗经》时的温润嗓音，看见张荫麟论史时的犀利目光。他们教会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思想自由的精神姿态。如今太多人沉迷碎片信息，却忘了文明需要系统性的沉淀。从甲骨文到白话文，从《楚辞》到《红楼梦》，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在血脉里的基因。

人类必须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进步就是由环境的不断改变和人类适应新的环境产生的。 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 吴晗：历史上的政治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有治人，无治法。”意思是徒法不足以为治，有能运用治法的治人，其法然后足以为治。就历史的例证看，有治人之世是太平盛世，无治人之世是衰世乱世。因之，有些人就以之为口实，主张法治不如人治。反之，也有人主张：“有治法，无治人。”法是鉴往失，顺人情，集古圣先贤遗教、全国聪明才智之士的精力，穷研极讨所制成的。法度举，纪纲立，有贤德的领袖固然可以用法而求治，相得益彰，即使中才之主，也还可以守法而无过举。法有永久性，假定是环境不变的时候，法也有伸缩性，假定环境改变了，前王后王不相因，变法以合时宜所以成后王之治，法之真精神真作用即在其能变。所谓变是因时以变，而不是因人以变，至于治人则间世不多得，有治人固然能使世治，但是治人未必能有治人相继。 治人不世出，治人之子不必贤，而治人之子却依法非治国不可，这是君主世袭制度所造成的人治论者的致命打击。法治论者的缺点和人治论者一样，以法为治固然是天经地义，问题是如何使君主守法，过去的儒家法家都曾费尽心力，用天变来警告，用人言来约束，用谏官来谏诤，用祖宗成宪来劝导。可是这些方法只能诱引中才以上的君主，使之守法，对那些庸愚刚愎的下才，就无能为力了，法无废君之条，历史上偶尔有一两个例子，如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都是不世出的惊人举动，为后来人所不敢效法。君主必须世袭，而世袭的君主不必能守法，虽有法而不能守，有法等于无法，法治论者到此也技穷而无所措手足了。 就历史的教训以论今日，我们不但要有治法，尤其要有治人。治人在历史上固不世出，在民主政治的选择下，却可以世出继出。治人之养成，选出罢免诸权之如何运用，是求治的先决条件。使有治法而无治人，等于无法，有治人而无治法，无适应时宜的治法，也是缘木求鱼，国终不治。 治人与治法的合一，一言以蔽之，曰实行民主政治。 文学分二种：（一）民间文学；（二）文人文学。民间文学的影响很大。外国文学以言语为主体，中国文学以文字为主体。中国文字与言语之间有一点距离，从来如此。中国文学以文字为工具，唯民间文学与言语较亲近。现在觉得近言语的白话文学的地位很高。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史记·自序》）；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的哲学作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后汉书·班彪传》），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史记评林》总评），是不错的。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这是说，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作“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谷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王静安《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饮酒·其五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唐］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苏轼以为文学要“达”。他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能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苏轼诗歌纵横曲折，无不能达。正如赵翼谓：“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就是说他的诗能够爽快达意，达他人所不能达者。苏轼云：“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 《临江仙·夜归临皋》词中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宋］苏轼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辛弃疾 无忧无惧，便是知命乐天，孔、颜乐处在此。到此境界，岂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是素位而行，无人而不自得，圣人之从容中道盖如此。然究其极，亦只是做到了尽心率性，并非于人生本分外有所增加，极高明亦不过道中庸而已。 这便是儒家的根本精神。我民族二千年来涵濡于这精神之中，养成了一种大国民的风度。那便是寡欲知足、自强不息、爱人如己、敏事慎言的美德。我民族所以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全靠了这一副哲人精神为其自信力。发扬这一种精神，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信念，是我民族的责任，应该当仁不让的。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故《韩非子·解老》云：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 道为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德为一物所以生之原理，即《韩非子》所谓“万物各异理”之理也。《管子·心术上》云：“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无别也。” “功”“利”乃墨家哲学之根本意思。《墨子·非命上》云：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故尊君权，重法治，禁私学，乃当时现实政治之自然趋势。法家之学，不过将其加以理论化而已。贵族政治破坏，人民在农商方面，皆自由竞争，而富豪起。此亦当时社会经济之自然趋势，法家亦以理论拥护之。 但在另一种的历史研究里，我们的对象是一个广大的史实的库藏，也许穷个人一生之力亦不能把它的内容完全登记。即使它的内容完全被登记，也没人愿意把这记录一读。即便有人愿意把这记录一读，也苦于目迷五色，茫无头绪。在这种情形之下，史家在叙述里必须把所知道的史实大加省略。他所省略的，也许要比他所采取的多几百千倍。从过去史家的著作看来，这种去取似乎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没有两个史家对于同一历史范围之选择的叙述在题材上会有大致的符合。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词”；所谓“成一家之言”；至少有一部分是表示这事实。无怪弗劳德（Freude, 19世纪英国史家）把历史比于西文的缀字片，可以任随人意，拼成他所喜欢的字了。但我们不能以这样情形为满足。 固然中国人也讲“格物致知”，但那只被当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手段，而不被当作究竟的目的。而且这里所谓“知”，无论照程朱的解释或照王阳明的解释，都是指德行之“知”，而不是指经验之“知”。王阳明的解释不用说了，程伊川说：“知者，吾所固有，然不致则无从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又说：“闻见之知，非德行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行之知，不假见闻。”“致知”所致之“知”，为“吾所固有”，即“由内”，而“不假见闻”，即德行之知也。朱子讲致知，是“窃取程子之意”的，其所谓“致吾之知”当然即是致“吾所固有”之知了。实践价值的侧重在宋明的道学里更变本加厉。在道学家看来，凡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明显关系的事，都属于“玩物丧志”之列。“学如元凯方成癖，文至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却师颜氏得心斋！”这是道学家爱诵的名句。 凡比较复杂的实用的发明，都是（或包含有）许多本来无实用的发现或发明的综合或改进。若对于无实用的真理不感兴趣，则有实用的发明便少所取材了。这个道理，一直到现在，我国有些主持文化、学术或教育事业的人，还不能深切体认到。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德］马克思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作“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6月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 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做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 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英国人有一句话，说：在我们思想的时候，人生就是喜剧，在我们感觉的时候，人生就是悲剧，悲剧是要人感觉的，所以作家在语言方面，要绘声绘影，直接用感情去打动观众，不能用理智去说服观众。

终于读完了，其实大部分是听完的，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适合用边角料时间听一听。我才疏学浅因此见识粗陋哦，这是民国的学问大咖的讲义，首先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为啥中小学语文课本为啥选那些诗 文了，调子这里定的。其次就是他们果然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且个性鲜明，扑面而来浓浓的民国风味，相比读过的那些他们的作品，这些讲义更能让我感受到他们，这也是我读这本书的目的，非为学问而来只为情怀。我其实挺看重民国生机盎然的文化环境和那些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文人的，虽然我啥也不是。

说实话我是没看完，挑着感兴趣的或是感觉好读的部分读了读。 读的过程中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直到放下不再读了也没弄明白），那就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到底是谁？由于成文年代已经比较久远，全书又是各名家文章的合集，有的部分读起来还比较平顺，有的部分就诘屈聱牙，而从文本传达出的思想来看，在当时那个历史情景下可能还算是贴切的，但到了今天恐怕多少有点不匹配，更不用说有些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选题很广，可是要么概述，要么选节，繁杂不精。不是书不好，不太适合现在的我读。比如朱自清讲《诗经》（可以先读骆玉明解注本），就像是一个评述，纲常，而不是阐释诗文。（没有一定的国文基础，不太能看懂。） 所以，建议可以先读一些相关基础书籍，比如《骆玉明古诗词课》，讲述较通俗详细。

朱自清在解释《周易》的这篇讲义中是存在错误的。根据《河洛理数》记载，“易”应当是“日”“月”二字的变性和重组，而朱自清却将它解释为“简易”。

读前还以为是发现了西南联大通识课课本，重新排版印刷呢！没想到用西南联大诸师之名集成骨架，再从其名下选范文，继而编辑注释、翻译、扩展阅读…特别是扩展阅读选择范围竟可以是西南联大之后的，不可思议！

本来想给一个五星评价，但发现挂羊头卖狗肉，有违联大信誉，这是我最不喜欢的行为，评四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