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原作于1939年昆明西南联大时期，时年陈寅恪50岁。据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条下按：“本年春初在昆明曾生病。师曾语枢云：‘本年在昆明病中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但此稿遗失。（闻商务香港印刷所在付印前为日寇烧毁。）后史语所友人将旧稿凑成，交重庆商务重印，恐多误。’” 按陈寅恪的说法，既然是朋友弟子将旧稿凑成印出，难免会有很多错误。但无论如何，这部多灾多难的书稿总算面世，实乃陈氏本人与中华民族学术界一大幸事。1941年8月26日，陈寅恪在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住处给傅斯年信中曾提及此稿事：“弟近将所作之《唐代政治史略》修改完毕，中论士大夫政治党派问题，或有司马君实所未备言者。将如何出版，尚乞便中示知（尊病未愈，不欲管此琐事亦可不复，因弟亦不急于决定也）。去年付印之《隋唐制度论》，则商务书馆毫无消息。因现在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则专印钞票、邮票，交去亦不能印，虽谆托王云五、李伯嘉亦无益也。” 接信的傅斯年答应查询详情，但陈寅恪方面却迟迟未得到消息。于是，到了1942年8月1日，已逃离香港来到桂林的陈寅恪再次致信傅斯年询问：“集刊及本所专刊有无新出者？弟前年交与商务之《隋唐制度论》，商务坚执要在沪印，故至今未出版，亦不知其原稿下落如何？”又说：“弟近日忙于誊清拙著《唐代政治史略》，意颇欲在内地付印，以免盖棺有期，杀青无日之苦。尊意如何？乞示。”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是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视同生命来看待的，而作为一个以学术立足的学者也当如此。只是出乎他与傅斯年的意料，这部书稿曾在战乱中像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一样下落不明了…… 不幸之中的侥幸是，由于陈寅恪右眼失明，视力不济，他的书稿脱手后寄给史语所，由傅斯年安排年轻的专业研究人员抄写誊清后才送印书馆排印。而由年轻的研究人员或学生代抄手稿，史语所支付誊抄费，这一程序几乎成为惯例，从1945年5月16日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类似的操作方式。陈在信中说：“弟未病时，已草成《元白诗笺证》一书，尚待抄正。兄前有函云，史语所可以付抄写费用；今弟欲于一二月后，令燕大国文系高级生，由弟指导抄写及查对原文，以了此公案。不知史语所每月能付抄写费若干？及由何时付起，均请示知，以便办理。” 而正是因为这一不成文的惯例，才有了陈氏书稿下落不明之后，史语所同人“将旧稿凑成，交重庆商务重印”的补救措施。也多亏了这一补救措施的成功，这一伟大巨著没有在战火中零落，并于1944年秋在重庆印出。此是陈寅恪之幸，亦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之幸！

在隋唐史研究的漫长学术史中，陈寅恪先生这部不足二百页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小”书之体，承载了奠定此后百年研究范式的宏大学术重负。这部被赞誉为“中古史众多重要问题的开山之作”的经典，其核心创见在于推翻了将隋唐制度简单归结于北周的旧论，以充满穿透力的历史洞察，系统论证并确立了隋唐制度源自北魏北齐、南朝梁陈与西魏北周三大流脉的“三源流说”。 尤为可贵的是，此书在通过扎实考辨为后世搭建了制度研究基本框架的同时，更鲜明体现了不同断代、学科间完美融通的学术气象。从礼仪、职官、刑律到兵制、财政、音乐，作者的目光跨越魏晋南北朝到达隋唐，从容穿梭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军事乃至音乐等多重领域，并在六章细致的制度流变考论中，巧妙嵌入“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乃至全新的种族文化理念等诸多影响深远的精妙概念创制。这些理论的提出，莫不深刻超越了单纯的制度史范畴，为洞察整个中古历史的深层脉络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崭新范式。 此书诞于抗战，字里行间隐含着作者对现实历史命运那“了解之同情”的慈悲观照。而今，当我们面对当代中国身处复杂世界格局下的文化再造渴望时，再来研读这部薄薄的“大家小书”，其中蕴含的开启无数现代思考的潜能，赋予每一代后来者审视中国文明遗产与未来走向的权威力量，仍然足以让后来者获得无尽的启迪与震撼。古典学术的现代担当——或许，这才是陈寅恪毕生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现实中最真实、最饱满的印证。

大师作品，强烈推荐。 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列祖应命，四宗顺则。大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是南北朝的遗产。 不同于常规理解的隋唐直接继承于北周，可能下意识以为制度也继承自北周。陈寅恪先生提到隋唐制度主要来源于三处。 北魏北齐占主要部分，然后是梁陈的典章制度，最后才是北周关陇集团的军事制度。 北魏北齐，一脉相承。北魏迁都洛阳后，当年永嘉之乱造成的中原大乱，河西成为偏安之地。以刘昞为首的河西一派，依然保留着文明的火种。李嵩之后的李冲，提出均田制，结合后的三长制，从宗主督护制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统治效率，集权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孝文帝迁都后，洛阳成为中心，新旧贵族势力对碰，终发生六镇之乱。之后，北魏分裂，西魏东魏分别被北周北齐继承，按道理来说，北齐地盘更多，人才也是更多的。可惜，胡化太过，制度没法约束的时候，终有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魏遗产更多被北齐继承。 而北魏北齐遗产，不仅仅有河西一派的加入，如李冲，刘昞。也有王肃北奔，南士北上，更是赶上孝文帝迫切需要南方士族加入，如何让士族归心，让百姓归心，更好的进行集权统治。毕竟，曾经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如今进入中原，天然要求集权的时候，南方士族的加入，本身就是一面旗帜。 南方士族的加入，也带来了南朝的典章制度，带来了文化典籍和刑律音乐，有内部治理，有外部润滑。 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效率，也需要润滑剂，北魏北齐提供了效率，梁陈提供了润滑。 终到北周，从西魏的府兵制开始，八柱国的溯源是鲜卑旧部遗风，再到六柱国，是宇文泰笼络鲜卑战士，同时借鉴周朝制度，寻求汉族帮助，陈寅恪先生的评价就是非驴非马，还需要改革。周武帝宇文邕和隋文帝杨坚是改革人物。前者将军士改为侍卫，皇家直属，加强皇权认同。进行军队扩招，补充汉族血液，进行军队改制，从兵农分离到兵农合一。最开始的府兵制，更多是是贵族势力参与，基础就是均田制，国家不提供财力支持，也是只能打短期战争，终于在武后玄宗时期被废。 而北周的关陇制度，核心就是关中，以关中制山东，也是最大的最直接的政治遗产，加上大运河的开发通渠。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大运河的出现，有转运的经济职能，也有进行资源汲取，压制南方的政治需求。 隋唐制度，源远流长，是北魏北齐，南朝梁陈，北周关陇集团的各种融合碰撞，是前面秦汉魏晋的文化继承，不以种族论，而以文化融合，交流碰撞论。 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注入我中华文化颓废之身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全书八章内容梳理 此书写于抗战流离时期，文言写成，核心总纲即隋唐制度三源说：北魏‑北齐、梁‑陈、西魏‑北周； 政治正统虽承北周关陇集团，但是典章制度主要承袭北魏北齐与南朝梁陈，西魏北周那套复古周礼，大多只是表面文饰，实际影响有限。 全书模仿佛经释经体例，礼仪一章考证最详，后面诸章相对简省，很多论点互相呼应推演。 第一章 叙论 全书总纲领，开宗明义提出三源框架。首先说明隋与唐制度一脉相承，可以合并讨论。辨析三个制度源头各自内涵：北魏北齐之来源，不只是北朝本土，其中包含东晋南齐传入北方的汉魏旧制，还有河西凉州在五胡乱华时期保存下来的中原学术文化； 梁陈是南朝后期新发展出的制度，隋灭陈之后才吸收；西魏北周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依托《周礼》做的改制，属于胡汉混合的权宜建构，对后世隋唐实际制度影响最弱。同时交代本书写作目的，综合史书与出土材料，拆解各项制度因子，追溯流变，供初学者参考。叙论把全书大判断全部抛出，后面六章就是分领域逐项考证验证这套框架。 第二章 礼仪（附都城建築） 全书篇幅最重的一章。在中古时代，礼仪不只是祭祀仪式，是士大夫阶层整套社会秩序、身份等级的载体。本章考证吉礼、凶礼、军礼等，梳理隋、唐礼制究竟从何处继承。 重点讨论王肃北奔，把南朝前期礼乐带入北魏，后汇集于北齐；隋代礼制大量取法北齐，再吸收梁陈新的礼制成果，并不是接续北周的礼乐。 文中提出一个重要观察：乱世官学崩坏之后，学术不再集中于太学，而是家族世传，河东、河西大族以家学保存礼法，地域与门阀家学成为制度传承的载体。附篇专门讲都城建筑，解析长安、洛阳城市布局渊源，北魏洛阳制度如何影响隋唐长安城的规划，同样可以看到北朝与南朝建筑文化的混合，并非单纯继承关中旧传统。 第三章 职官 本章专门拆解宇文泰模仿《周礼》改制的实质。 宇文泰把中央官制强行套用周代六官，看上去复古周制，陈寅恪判断这只是表面装饰，是一套意识形态包装。 这套周礼改制仅仅局限于中央文官名号；地方依旧实行汉魏以来的郡县体系，军事沿用鲜卑旧俗演化而来府兵体系。等到北周灭齐、隋唐建立，这套六官名号大多被抛弃。 隋唐三省六部制度，更多继承北齐旧官制，而不是西魏北周的周官。 区分名号表象和行政实质，是本章核心。同时辨析南北朝官制之间的互相流动，南朝制度也经由不同渠道输入北朝官制系统。 第四章 刑律 梳理从汉魏、晋律，历经南北各朝，到隋唐《开皇律》《唐律疏议》的演变链条。晋律完成法律儒家化，这套法律传统，南朝延续，北魏也吸收采纳，辗转发展汇集在北齐律。 北齐律是隋唐律法最直接的母体。北周虽然也编制《大律》，但条文繁杂割裂，实际并未被隋唐沿用。 隋代开皇律，以北齐律为基底，又参考梁陈律法，奠定唐律基础。本章厘清：后世常常误以为隋唐法律承接北周，而史料比对之后，真实承袭主线是北齐律。同时论述礼与律的关系，儒家伦理如何一步步渗入法条条文之中。 第五章 音乐 分雅乐、胡乐两条线索。 雅乐方面，隋代统一之后，吸纳北齐旧乐，灭陈之后，又获取南朝留存的雅乐人才与乐器，隋唐雅乐混合北齐与梁陈。 胡乐系统，大量来自北魏北齐，北魏洛阳时代已经大量接纳西域音乐，北齐延续胡乐盛行的局面； 隋承接北齐胡乐，再融合南朝乐舞，形成唐代繁复的燕乐体系。反驳旧说，指出隋代音乐并非来源于北周，北周地处关中，乐工残缺，贡献很小。 音乐不只是艺术，是时代族群文化交融的缩影，胡汉文化通过乐制汇入隋唐制度之中。 第六章 兵制 核心讨论府兵制的源流。 辨析府兵制度起源于西魏宇文泰，早期带有鲜卑部落兵制色彩。但要区分：府兵名号来自西魏北周，隋唐之后的府兵，已经经过多次改造。 早期是鲜卑部族兵，后期汉人大量加入，制度发生重大变化。 唐代府兵，名号承袭北周，但是组织、番上、宿卫、勋赏诸多制度，已经吸纳北齐的兵制传统，不能简单认为唐代军事全盘继承北周旧制。 本章厘清后世常见误区，不能把名号沿袭等同于制度实质不变。同时简要对比南北军制差异。 第七章 财政 篇幅较短。 重点讨论租庸调制的源头，追溯北朝均田制，从北魏开始，历经北齐、北周演变，隋继承，唐加以完善。 比较北齐与北周的赋税制度，北齐户籍、租调制度更加成熟完备，隋唐财政制度更多承接北齐那一套； 关中北周地区经济残破，财政制度反而是相对简陋。同时讨论江南梁陈的赋税体系，隋平陈之后，南北两套财税体系短暂并存，唐代逐步整合。 点出：虽然隋唐起家关中，但是财政经济制度，多取自山东北齐旧地的成熟经验。 第八章 附论 相当于全书收尾补证，简短的杂考，补充几条旁证材料，进一步支撑三源的大框架，把礼仪、职官之外零散的制度材料收拢，再次强化全书核心结论：隋唐皇室政治起家于西魏北周关陇集团，但是整套典章礼乐、刑律、财政、军事制度，主要继承北魏‑北齐，兼取梁陈，西魏北周只有部分名号保留，大量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包装。   阅读提示 1. 此书只讲制度渊源流变，不详细展开唐代中后期制度崩坏，那一部分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书配套阅读。 2. 后世史学有部分商榷意见：部分学者认为，西魏北周对隋唐制度实际作用，比陈寅恪判断要更高一些，读的时候可以留意，把它作为经典假说，而非全部不可动摇的定论。 3. 核心思维方式：区分政治正统、政权来源和典章制度文化来源。皇室是关陇北周一系，制度却来自多元文化的累积，这是全书最有启发性的地方。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称为隋唐史研究的巅峰之作，也直接奠定先生在中古史的研究地位。今年三月份读完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后，看历史直接转了方向。 　　 这是来自3月2号的日记： 　　 钱穆有言：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且具体，不能随便讲。 　　 最近阴差阳错发现我可以从制度角度看历史。虽然是前人早已经提出的观点。但对我来说依旧非常惊喜，毕竟这是我自己感悟出来的。所以决定以后从更深层更本质角度看历史，这可以列为我的一大计划。 　　 要知道看书四五年，从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没个定性。定下这个目标，不需要太用力研究，慢慢摸索就成了。也希望几年后在这个方向看书能有新体会。 　　 三个月来，果真是慢慢摸索，读完了陈先生隋唐史的两本。中间多次中断多次重读，也就多次思考。不想读的时候就放一放，但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兴趣大于一切，热爱才能漫长。 　　 这两本书我更爱读《史述论稿》，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看唐的兴衰史，高屋建瓴更宏观。而《渊源论稿》一切都是在政治史述中的某一部分，两者一整体一部分，相互影响。 　　 本书总论的观点隋唐制度承自三源：一是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一般观点认为隋唐制度承西魏北周更多，如关陇、如府兵、如礼仪。其实不然，陈先生的观点西魏北周影响微末，更多吸收北魏北齐，萧梁南陈。 　　 总绪部分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详细分析，提出问题假设，经过史实论证，再完美证明观点。可以说是做数学题一样环环相扣，也可见作者考证的严谨性。 　　 每个分章部分，如礼仪、兵制、刑律、音乐、财政等部分，渊源论述离不开三源，但总有和三源稍有差别之处。其实只有三源我明白的彻底，中间分章有内容也囫囵吞枣。这原因一是繁体，二是文言，三是对通史的细史不太了解。基本就磕磕绊绊读完了。 　　 读这本书的过程，和其他书比挺孤独的。因为这书没人读没想法，想参考都很难。不过自我摸索也很有意思！120%的推荐！ 　　 2024/06/20周四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我们一般都会认为隋代北周而立，其各个制度自然也是以北周制度为基础而设立的。但其实不然，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各制度的来源主要有三点： 一为北魏、北齐，代表着南朝前期宋、齐制度，对于隋唐制度的影响最大； 二为梁、陈，代表着南朝后期的制度； 三为西魏、北周，但对于隋唐的制度来讲影响最小。 需注意的是由于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文化北方得以保存者仅有凉州一带，后来由北魏兼并，又可称之为第四源，所以北魏其制度文化代表着汉晋遗风，隋唐制度实际应该是继承了汉晋文化的，符合中华制度文化其演变过程。而西魏对于隋唐制度的影响较少，是因为宇文泰和高欢相比，无论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实力都相形见绌，故只能利用关中士族如苏绰等士族的保守性，又假借关中本地的姬姓为名号舍弃汉魏以来江左、山东文化，而模仿周官古制。但宇文泰的改革实际借周官之古制来粉饰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名存实亡。隋朝建立之后，自然会摒弃不用了，这是隋唐未承北周之制的主要原因。 此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是为西域史立论，然通观各篇，与西域史研究有关的考索和证述却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无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彩阐释，还是“在文化不在种族”的独到见地，对西域史研究来说都堪称经典。以上这就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总的概论。 文/布衣观亭2021.7.28北京.晚

详实的史料，清晰的论证，比起阅读更适合作为查找信息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书。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横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脱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却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集中除《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在陳寅恪先生生前已有單行本外，其餘《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所收舊文以及長篇專著《柳如是别傳》等多經陳先生晚年修訂。文集的整理校勘由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承擔；編輯部只做了一些文字標點校訂工作，至於學術觀點方面則保存其歷史面貌，未加改動。我們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裨於我國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助於學術空氣的活躍。（一九八〇年出版说明）

总结下，陈寅恪经过精细考证，推翻了前人所述隋唐制度主要源自北周的继承，而是主要继承北魏北齐南朝梁陈，北周只是作为补充的一部分，而不是主要继承正统。 而北魏孝文帝大规模迁都改制之前，汉化之路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吞并的凉州，而五凉是西晋灭亡后晋人逃亡的第二个重要落脚点。北魏分裂为东西魏继而北齐北周之后，北齐又作为重要的继承者承担了大部分制度传延的角色，而北周虽仿周制但非驴非马。宋齐梁陈作为华夏文化继承的正统，北魏在南北朝时期就源源不断地汲取养分，至隋统一南国之后，则尽囊所有。隋开国虽来自北周，除兵制之外，其他大部制度继承来自上述论点。但北周“关中本位”的立国之策是隋唐的直接政治遗产。 而都城营造自北魏前凉李暠之后李沖规划洛阳起，抛弃了晋汉之前的“面朝背市”的传统，皆因地制宜，南侧洛水便于随行就市，此传统延续到高隆之的东魏邺城宇文恺的隋大兴城，自此之后华夏之都都是北朝南市。职官刑律依旧是集中原、江左、西凉之大成者。而音乐雅乐来自梁陈，流行大众的更多来自西域；兵制则是宇文泰立家之本，源于北魏鲜卑八柱国府兵系统，一直延续到唐安史之乱前；财政在北魏前期因百姓流离失所，采取均田制，后期则依然取三主要源留之长。 陈寅恪论三流归一，其实这三流莫不是继承了三代后秦汉晋之法统，东晋后宋齐梁陈自不必说，而北朝则混合了草原与农耕的精华，是隋唐后中华鼎立世界之巅的核心原因。有容乃大，中华文化之血脉向来靠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种族血缘，在持续不断融合之路上不断强大，我想这是陈老在日军炮火下龟缩在西南一隅写出此篇雄文的现实指向。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叙论中，开篇便点出隋唐制度渊源有三。指出西魏北周一源其实是最弱的，远不如其他二源。并在第二章开头直面一个尖锐的质疑：历代史书中所记载的繁琐礼仪，是否仅仅是“纸上之空文”，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毫无干系？ 他引用了《新唐书·礼乐志》中的一段经典论述，作为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强大对手。这段论述的核心观点是：上古三代，“治出于一”，礼乐与政治教化浑然一体，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礼乐与政治分离，变成了一套徒具形式的虚名。上古的礼乐被收藏在有司的档案室里，只在郊祭、庙祭等特定场合才拿出来比划一下，从官员到百姓都对这些繁文缛节茫然不解。因此，自汉代以来史官所详细记载的那些礼仪细节，都不过是“礼之末节”，早已失去了三代礼乐教化天下的灵魂。 面对这个足以瓦解整个礼制研究意义的质疑，陈寅恪先生用一段极其精炼的案语做出了回应，这段回应构成了全书的方法论基石。 他首先引用并赞同清代学者沈子敦的论断——“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确认了礼制的社会基础。礼制不是凭空漂浮的文化装饰，而是与特定社会阶级——即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级——深度捆绑的。它既是这个阶级维护自身地位的工具，也是其权力运作的外在表现。 其次，他指出“唐以前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确认了这个阶级在唐以前的政治分量。在科举制成熟并大规模普及之前，士大夫阶级垄断了政治权力、文化资源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因此，与这个阶级相维系的礼制，就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文化外衣，而是触及当时政治核心运作的关键事物。 最后，他给出了结论：“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因为礼制维系着当时最重要的统治阶级，所以即便它在后来者看来只是“空名”，即便它看似与平民生活无关，也绝不能因此就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研究礼制，本质上就是研究那个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如何组织自身、如何行使权力、如何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那么，这套礼制为什么会变成后世眼中的“空文”？陈寅恪在另一段论述中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然与上古宗法制度不完全一样，但“与古不相远”。门阀制度和宗法制度有一个共同的根基：血缘。所以六朝人研究礼学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研究一套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规范。但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皆出草野”，通过科举考试从民间选拔上来，与上古的血缘贵族“绝不相似”。既然士大夫不再是贵族，那套用来维护贵族特权的礼法制度自然就失去了现实土壤。三代礼法本身是用于维护宗法制度的，“古人于亲亲中寓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靠封建世袭拥有土地，大夫靠宗法世袭拥有身份，礼法就是这套双重世袭制度的黏合剂。当科举取代门阀、官僚取代封建，这套黏合剂自然就失效了。因此，旧礼制在科举时代失去了权力维系的制度功能，但仍然是研究三代历史的珍贵史料，其中的精华也被后人剥离为个人修身的文化资源。 那么，这套看似“空文”的礼制，究竟是怎样在历代传承和演变？它又是怎样从南朝传入北魏，最终汇入隋唐制度的大河？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这段引言，是从方法论到具体分析的桥梁，也是我们理解后面所有讨论的钥匙。陈先生又通过这么多河西人杰故事为例，用事实证明这一支的源流。并且还从侧面反映了南北朝政治局面与心态的问题，河西诸人杰又各不相同。以及西凉旧主对汉文化的保护。以及政治向心力的重要性和胡汉区别是文化不是血统。陈先生虽然把渊源列为三条，但并不是按一二三来讲的。先讲了南朝前期刘宋南齐一源，主要通过王肃北奔，以及牛弘等对北齐旧注的回收。梁陈则是隋朝直接吸收于南朝旧臣。西魏和周则是由苏绰苏威父子。而南朝西凉一支则是通过大量的西凉士子人物传记反应的。剩下的就是北朝自己演变流转而来的。尤其是河西这一支流陈先生用了很多笔墨和心力去挖掘，是非常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