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一、奠基之书：现代唐史研究的开创之作 该书提出了建基于坚实考证的系统创见，奠定了现代唐史学的基础。陈寅恪指出种族与文化问题为唐史之关键，并以其独到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考证相融合的方法，综观全史，上溯西晋、南北朝与隋世，下讫唐以后之变化。 二、全书脉络：三大政治史核心问题 全书分三编，从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三个角度论述唐代政治史，系统阐述了“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及“安史之乱”等中古史核心问题，勾勒出一代政治史内在发展的清晰脉络。 三、史学透镜：“种族与文化”为核心 陈寅恪以种族与文化作为唐史研究的核心透镜，指出“种族（民族）与文化”是研究中古史的最要关键，而判别种族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统”。这一论断贯穿全书，成为其分析唐代政治变迁的基础理论工具，可谓抓住了中古史研究的命门。 四、关中治道：“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 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两大经典概念，深刻揭示了西魏北周隋唐政治集团的统治基础。他指出，宇文泰崛起关陇的原因在于有一套完整系统之政策，以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为一集团，使之物质利害相同、精神信仰一致——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隋唐两朝承继此传统，直至武则天时期才被根本破坏。 五、阶级嬗变：武则天与新旧阶级更替 陈寅恪敏锐地捕捉到武则天上台在政治阶级升降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武则天以关陇集团之外的山东寒族身份攫取政权，重进士科词科选拔人才，实质上是向始于宇文泰的关中本位集团宣战，标志着统治阶层由旧门阀向新兴文人阶层的重大转折。 六、玄门定鼎：“玄武门”与禁军政治 陈寅恪发现唐代中央政治革命成败的关键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由此揭示出长安城玄武门在宫廷政变中的决定性战略地位。他指出，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的局面未变之前，只有中央发动的政治革命方能成功，而玄武门北军则成为决定成败的枢机。 七、胡汉分野：安史乱后“唐实为二国” 陈寅恪以敏锐眼光指出，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实行胡化割据，其政治军事财政与中央政府实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文化影响，“唐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此论以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及韩愈《送董邵南序》为证，揭示了唐代中后期政治版图的深刻分裂。 八、文化统一：精神文化为融合民族之要道 陈寅恪深刻指出，“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将文化认同置于种族血缘之上。他以宇文泰标举周礼文化的“新途径”为例，指出唐太宗的周孔文化主张实与此一脉相承，以此论证文化统一比政治统一更为根本——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九、连环大势：华夷互动与内外关联 陈寅恪在上溯西晋下讫唐末的广阔历史视野中，探讨了突厥、吐蕃、回纥、南诏等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与内政之互动关系。他注重外族关系间的连环性而非独特性，深刻揭示了唐代对外关系的整体格局与失成败的内在逻辑。 十、时代投影：家国情怀与学术担当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撰写于1941年香港的抗战烽火之中，是陈寅恪在极端艰难环境下完成的学术杰作。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冷静的学术选择，他早认识到清代与唐代之间，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其学术工作承载着深挚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敏感度——陈寅恪将此自述为“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一次读这本书，多少感觉有些震惊。读这本书时，第一个笔记是：作为一名历史学本科生，有些惭愧，快要毕业时才初步地感受到了历史考据的重要性，以及历史的严谨性、关联性。 2026年1月15日读完，我的感受是阅读文言史料的能力变强了。在阅读下篇时，也知道抓住陈寅恪先生要论述的观点再去看陈寅恪先生举例的文献。我想我对历史的感知也更深刻了……我的书架上多出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知道大学目录学这门课设置的意义。同时在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观点而惊呼时也会转念一想：这是真的嘛？我应该全盘接受嘛？我还在寻找这个答案。 还是记录一下全书内容。这本书谈论了几个要点：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首先，考察了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巧合的是我将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过程作为案例引入了课堂，反向证明了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政策的有效性。）其次，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说起，谈到少数民族的汉化、汉人的胡化，进而谈到唐的氏族升降根源是宇文泰的“关陇本位政策”。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开篇就提出了要论述的两个问题：一，中央政治革命；二，皇位继承的不固定性。 在关陇集团未被破坏之前，政治革命只有中央革命才可以成功。而中央政治革命能否成功有主要取决于是否掌握玄武门。随后论述了牛李党争（主要是山东旧士族及与因科举而兴起的新兴士族）及宦官专权的原因及表现。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唐朝继承了北周以来的关陇本位政策，位于其西北方的吐蕃就关乎唐代的安危。对于这一强大的敌人，唐朝一面利用其内斗，一面联合其他周边少数民族。吐蕃的牵制也使得唐虽然一度攻下了高丽也不能长期坚守。

读唐史，总是无限感慨。 盛世衰落，如同宿命一般。从物华天宝、歌舞升平，到战乱频仍、国破君亡，一切太过突然。毋论历史中人，即使是我这样的后世读者都觉得，繁华与荒芜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甚至还来不及感慨“一晌贪欢”，就已然烽火连天，山河易色。 通过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看到了这样急转直下的命运背后的原因。他以“关中本位政策”的建立与崩解为轴心，将初唐的权力结构、盛唐的制度危机、中晚唐的藩镇格局，编织成一条清晰而沉重的线索。读完方知，那场看似突然的崩塌，其实早已在制度运行的深处埋下了必然。 在“关中本位政策”尚未完全破坏以前，凡是操持关中主权之政府即可宰制全国。因此政治革命唯有中央政治革命可以成功，地方革命则无论如何名正言顺，终归失败。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关键在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而北门之重要，则是源于都城建置。 唐长安的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权力中枢均紧邻北墙。从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到李隆基诛韦后，再到李亨依托灵武朔方军重建朝廷，本质上都是对“北门、禁军、关中”这一权力中心的争夺或重组。 这样的关中本位政局产生于宇文泰的政治布局，转变于中唐。 玄宗朝，府兵制崩溃、均田制瓦解，致使府兵兵源枯竭，玄宗乃改行募兵制，边疆节度使遂得自行募兵之权。与此同时，外重内轻之局渐成：边镇节度使手握重兵，如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力逾十五万；而中央禁军即彍骑，战斗力衰微，关中空虚。最终安禄山以边镇武力发动叛乱，两京沦陷。 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源在于：武周以降人口激增，兼之战乱频繁，朝廷已无足够土地授田。豪强贵族乘机大肆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或逃亡他乡。破坏了均田制，府兵制也随之土崩瓦解，士兵既无份地，自然无人愿自备武器粮草戍边。国家不得已改行募兵制，以财政供养职业军人。 这一军事转变背后，引发了户籍与税制问题，为唐王朝带来更深层的财政危机。 均田制下，租庸调以丁身为本。农民逃亡、户籍隐漏导致税收基础崩塌，玄宗朝乃重用宇文融括户，将逃户就地安插征税。至德宗朝杨炎推行两税法，按资产征税取代按人头征税。国家自此松开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从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贫富分化加剧。募兵制下的职业军人靠钱粮供养，中央财政困难，便将财权、兵权一并下放节度使，令其自筹经费。节度使遂兼支度使、营田使，既是军区司令又是财政局长，割据的物质基础就此铸成。 读到这里，恍然意识到，唐朝之衰，竟然是因为他的繁盛。 繁盛带来人口膨胀，朝廷无力足额授田，豪强趁机兼并，均田制始坏，府兵制继之瓦解，兵权下移于节度使，于是有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于是王朝开始没落，开始无力挽回地走向消亡。 没落的根源，竟然在繁荣之中已然形成，而这几乎是宿命般的轮回。 制度与人心，总在时间长河中逐渐腐蚀，令人感慨。 繁荣本身当然不是罪，但繁荣会带来变局，而盛世当中，人们往往无法发现，发现后也往往无力应对。 均田制与府兵制本是唐初治理乱世的精密设计，其前提是国家握有大量无主荒地、人口稀少、户籍清晰。唐初的设计者们并非没有预见到人口增长的可能，但他们更迫切的课题是如何结束四百年分裂，将离散的胡汉人群重新编入一个有效的国家框架内。均田、府兵、三省六部，都是那个特定恢复期的过渡体制。 太平百年之后，人口数倍于前，土地开垦殆尽，这套制度便如过载的机械，由发热而崩坏。不是人心变坏，而是制度运行的环境已全然改变。 繁荣滋生出牢固的既得利益。土地因人口而贵重，权贵豪门凭特权兼并田产、隐匿户口，此乃人性趋利之必然。朝廷为维系庞大开支，只能将税负转嫁于剩余的自耕农，于是更多人破产逃亡，府兵制的根基便如流沙般散尽。这是繁荣时代里财富向上聚集、成本向下转移的必然过程。 于是权力逻辑随之改变。 中央府兵既不足恃，皇帝只得将军权下放边镇，令节度使就地募兵筹粮。短期看，这是最有效率的办法；然而权力一旦下放，便依其自身逻辑生长——节度使有兵、有钱、有地，又何必无条件听命中央？此非个人之忠奸使然，而是“军权下移”这一结构注定孕育离心之力。 历代并非无人看到问题。玄宗朝张说建议废府兵行募兵，却未预见节度使坐大；德宗朝陆贽痛陈两税法之弊；宪宗朝裴度、李绛等人竭力削藩。他们都在与巨大的惯性角力。只是制度一旦运行百年，就会生长出与之共生的庞大利益集团，任何改革都如履薄冰。 但是，这种“宿命”当真完全无法抵抗吗？ 从王朝兴替的宏观尺度看，确有必然性。但历史若只剩规律，就太让人绝望了。在那些必然的崩塌声中，依然有无数个体的光芒与挣扎： 有像杜甫那样，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道里，依然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人。 有像颜真卿那样，在安史之乱河北二十四郡尽降之时，独守平原郡，以一族之力举起大唐旗帜的人。 有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在战乱流离、双目失明中，仍要为这“宿命般的历史”梳理清晰脉络，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照亮后人的人。 唐朝的衰亡之路走了近一个半世纪，在这漫长的下坡路上，有无数人试图勒住缰绳。他们的努力或许最终失败了，但正是这些努力，让“唐朝”二字不止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名称，更是一个文明高度的标尺。 认识到结构性的沉重，反而能让我们更珍视每一次微小的选择与坚持。天意或许规定了大河的流向，但每一朵浪花如何翻涌，却是它自己的选择。这种悲凉感是真实的，但不必沉溺其中。把它当作理解世事的一种底色，然后，去珍惜那些在必然衰落中依然选择盛开的东西。

陈寅恪先生此书可谓提纲挈领，以三篇论文串联唐代政治史整个脉络，足见大家功力。读之如抽丝剥茧，层层递进，如有阅侦探小说之感。 每章读书笔记，兹附录于下： 一、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主论关陇集团之沉浮： 关陇集团系宇文泰建府兵制，实行关中本位制之产物，彼时文武不分途，上下同心，此种情况延续至隋唐。及至武周之世，因武皇非出于关陇，故重文学科举，任用新兴阶层及山东士族，关陇集团始衰。玄宗一朝，天宝时危机已伏，更兼李林甫建议任用寒门番将，关陇集团自身又武备废弛，以至于亡。 至中晚唐，文武分途，统治阶层上下分别，不复同出一集团矣。故内外不能同心，阉寺、党争、藩镇、皇权彼此猜忌，终不能解。 此外陈先生辅考李唐皇室、河北胡人之源流： 盖李唐先祖随宇文泰就食，改鲜卑名，附会陇西李氏，然以其祖陵方位，应出于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攀附亦未可知。 而河北于东汉以来一直系文化昌明之地，然至天宝时，已渐染胡风，“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良有以也： 其远因乃隋唐易代，突厥汗国借势渗透，又至李靖、苏定方灭突厥，胡人流散，其近因则为后突厥汗国之复兴。 故唐代欲治理边疆，必要一精通胡虏情况，又有武力权术之人，舍番将而谁！ 由此，李林甫之策，非出私欲，乃不得已尔。 中晚唐时，关陇集团解体，故其权一分科举士大夫之文职，相权转为翰林学士；一分宦官川蜀闽粤蛮种，军权转为枢密使、神策军使四贵；一分藩镇胡人将领，成藩镇割据之势，兼有刺史办团练，更削中央集权。而所谓宰相中书门下，执行而已。 由此，中央程序性分权之三省六部制，变为事务性分权，呈现两宋二府三司制之雏形。而地方则由关中本位制之内重外轻，成内轻外重之局。唐皇由是权柄日衰。 二、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有唐一代，继承动荡，皇位不稳。 天宝以前，关中本位，内重外轻。故皇帝之所在，军政之所在。王宫居北，故北军统制之权即中央权柄所寄托。此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唐隆政变所以成者；李承乾、李重俊、韦后、太平所以败者。 天宝以后，君失其鹿，天下分权。 中央有南衙北司之争，其中南衙屡败，北司屡胜，盖北司处北，近皇帝，有军权，南衙空有其名，不能撼矣。 或谓，宦官家奴尔，何以养虎为患，以致废立皇帝，左右朝政？ 答曰，饮鸩止渴尔，肃宗以降，关陇集团已亡，除宦官外再无与皇帝同心者，故肃宗代宗德宗授其权柄，以宦官之狼，驱藩镇之虎，不惜引狼入室，卒至文宗，成甘露之祸。 文宗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然牛李党不过无兵之文臣，何至威胁皇权？陈寅恪以为牛党李党遂也是新兴进士集团与山东明经士族集团之争，也实是外朝士大夫朋党与内廷阉嘶党派之争倒影，阉寺为主动，外朝附和而已。此唐武宗时李党以仇士良集团为奥援以兴，唐宣宗时罢黜李党，僖宗以降田令孜—牛党以兴之由也。而宦官去皇帝极近，口含天宪，此诚心腹之患矣，无怪文宗有此叹。 藩镇非去易，实乃不得去之肢体之患，纵唐王朝半身不遂，河北赋税尽不得，全赖江南，亦尚不能危及生命。 故至宣宗以后，阉寺合成一片，中枢危矣，故崔胤引朱温进长安，给你糖完了，乃不得已也。 三、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族与内政之关系 唐之所以能广征四海，奄有华夏，不仅与唐代君臣之奋斗有关，与外族政权之兴衰关系更甚。此太宗所以不能取高丽，而高宗可以取也；此安史后而失河西，然晚唐糜烂之时反失而复得也。 又，唐因其关中本位政策，重西不重东，顾此失彼，则只能经略吐蕃而坐视新罗做大，此中国所以失三韩也。 南诏虽小国，亦于中国吐蕃之间纵横捭阖以谋利，及其掠桂林而至庞勋起义，后者又扼晚唐东南税源之咽喉，中藏空虚，以至于亡，则系外患与内乱之相互关系也。 回鹘貌恭而贪鄙，多以军功劫掠，又以绢马贸易强取豪夺，昭武九姓则以此狐假虎威，行商唐朝。 阿巴斯虽极西，然与唐通商路，故不容吐蕃控扼丝路，多助唐朝。 故治唐史须以多极视野观之，须知唐出鲜卑而杂胡风，此西方谓之“内亚性”也，故唐与清类。 然陈寅恪先生多喜以集团分析政局，虽以“文化认同”打补丁，仍过于宏观，往往无法解释微观个人之选择，只能以“特例”略过，故黄永年先生批之甚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本书用时15个小时(繁体加简体)，跨度两个月，因为中间总有各种情况经常推倒重头再看。所以看的也算很认真了，对整个唐代政治史又有了新认识新兴趣。 　　 现在人对先生名字的读音总体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读（ke四声），一种是读（que四声），由于陈先生家里一直读后者，所以在史学界约定俗成读（que四声）。说个很臭的事，我弟喜欢看历史，他一直读后者，但我经常纠正他。但没想到小丑竟然是我自己。认识陈寅恪，从他的名字开始。 　　 陈寅恪1890年出生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当时各省响应维新变法最为积极的一位。父亲陈三立，桐城派著名诗人。可以说是先天家学渊源深厚。12岁东渡日本留学，又留学哈佛、柏林、苏黎世，但是没取得过任何文凭。他一辈子取得的最高文凭是复旦公立的高中文凭，完全是凭着对知识的满腔热爱治学。 　　 钱穆先生的学生余英时写文《陈寅恪史学三变》，大概是陈寅恪一生的研究方向：1923—1932，佛教的传播史；1932—1949，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以后，新史以《柳如是传》为集大成，名为为妓女传实为考据明清文化史。 　　 先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可太多了。著名的有周一良，季羡林、王永兴、汪篯、蒋天枢等。在王国维死后他撰写碑文：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此十字现也在他的碑文上。至于对他生前身后的争议就先不提了。 　　 我今天读完的是《唐代政治史论述稿》，还有另一本《隋唐制度渊源论稿》(接下来要读的)直接奠定了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从种族和文化来研究唐史和中古史。 　　 这本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政治革命党派分野，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先生的考证很有探索性，抛出一个问题根据史实得出结论；基于此结论再列出史实论据，得出下一个结论；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条理清晰的形成完美闭环。 上篇主要介绍“关中本位”政策的兴起与瓦解。以南北朝史书各自记录及碑文中推论李唐王室非来自陇西李氏，从而引出宇文泰为与高欢等抗衡而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这为“关中本位”兴；后高宗武氏对抗关陇集团，畅通科举新阶级崛起，文官大举入仕，打破原来关陇贵族出将入相的传统。玄宗时期又限制文官任节度使，文武完全分开。同时突厥部分流民进入河朔地区，当地民风胡汉杂糅。胡人镇守更适合。于是，安史藩镇崛起，此为“关中本位”衰。实现了唐朝统治阶级的一升一降。 　　 中篇重点论述两部分：政治革命和党派分野，从上篇的结论中展开。前期政治革命的成功是由宫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南北军制决定的。地方革命的成功(安史之乱)是关中本位被破坏。后期的党派分野涉及到牛李党争和阉宦决定皇帝的废立。其中牛李党争主要是关陇集团和山东贵族的斗争，后转变成山东贵族与新兴进士阶层竞争(其实这部分我自己很难去清晰复述，目前来看理解了但是难表达)。 　　 下篇主要论证了唐帝国与外族的关系，不唯在于自身强大与否，更与各个阶段邻国的自身强盛与否是息息相关，周边部族主要突厥、回纥、吐蕃、南诏轮番兴起，甚至于后者占据了主要因素，并反过来影响到了唐帝国内部的势力均衡形势。 　　 陈先生的隋唐两稿，至今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我第一次读，有些偶像滤镜也有些白纸思维，还谈不到质疑的程度。但是阅读的过程也百度查了其他资料，有其他专家对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不屑一顾，正所谓神仙打架，小鬼看戏！但无论如何，先生的治史读史精神令人叹服。 　　 这本书重在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看探讨唐代政治史，由于我自己的理解力和能力有限，无法将这两个关键词合适的融入论述。但是全篇无处不体现这两者，比如宇文泰两次易姓汉化鲜卑化、河朔藩镇民风(安史出身)、牛李党争在科第门第、阉宦出身蛮族(这点我持怀疑态度)等等！ 　　 本书烦人是繁体字不太好读。但根据先生遗言，他去世后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坚持竖版繁体字出版。我开始读了一半，连蒙带猜太难了。后来换成另一版简体字，方便很多。这本书估计后续还会再反复读，其实这次也没读的很到位，很多疑问在我梳理的过程发现并没理解透彻。再接再厉！ 2024/05/08周三晚

十年后再读，依然令人激动，令人敬佩，尤其是对比岑仲勉、吕思勉、唐长孺、王仲荦诸史后，益感陈先生之伟大。陈先生之悬思与寄怀远胜诸人，故常能发人深省。现在觉得，要研究国史，须先精通历代学术思想与文学史，这也是陈寅恪与钱穆之书颇为可观的原因，吕诚之亦不俗，识见则稍逊。岑、唐、王诸人失之太实，其中又以岑略有特识。

这本小书是唐史研究的不刊之论，是研究唐史及中古史不可逾越的经典之作。其中，“关中本位政策”和“牛李党争”等概念都是唐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围绕其中，争议或许一直在，但从来无人能忽视它。 本书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统治阶层的升降，第二部分是党派分野，第三部分则是外族关系。陈寅恪的风格是，一条一条地列出史料论据，然后言简意赅得出结论；基于这个结论，再辅以一条一条的论据，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层层推进，条清缕晰，让人叹为观止。 其中，第一部分以南北朝史书各自记录及碑文中推论李唐王室来自于赵郡李氏旁支，而不是陇西李氏；从而引出宇文泰为与高欢等抗衡而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再根据武曌与李隆基以新兴进士阶层逐渐取代关陇贵族，得出唐朝后期的政治形态。即中央政治为新兴阶层为主的文官集团和蛮人为主的阉寺所决定；而少了能文能武的关陇集团之后，边陲则只能以胡将为主制衡外来胡人。 第二部分承接第一部分的结论。点明了唐代前期继承“关中本位政策”，党派竞争主要是关陇集团和山东贵族之间，继而转变成山东贵族与新兴进士阶层及部分没落贵族之间的竞争，即“牛李党争”的实质；同时，揭露了外廷斗争实为内廷不同派别的阉寺斗争的反映这一问题源头。这一部分中，特别论证了唐代玄武门的特殊地位，得玄武门者能得以控制京城，乃至整个帝国，这是宫城的特点和唐代的政治形态所决定的。 第三部分，论证了唐帝国与外族的关系，不唯在于自身强大与否，其主要形态与各个阶段邻国的自身强盛与否是息息相关的，甚至于后者占据了主要因素，并反过来影响到了唐帝国内部的势力均衡形势。 关于“关中本位政策”，以及唐代是否存在着门阀贵族与新兴进士阶层的对立，乃至“牛李党争”的实质、其党派分野是否有明确的界限，这些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颇有争论。岑仲勉就曾大力反驳过以上的观点；唐永年也列过一些主要人员的家族来源，以反驳陈寅恪的以上推论。不过，陈寅恪在书中的立论也颇有道理，其实政治派别的分野并不严格按照家族传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门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让人惺惺相惜，也可以让人视敌如仇寇。 无论如何，陈寅恪在本书中展现出来的历史功底和历史分析方法是很令人叹服的。其深刻的洞察力，很多结论即使不一定正确，但寥寥数言就能盘剥层析到深入实质，庖丁解牛，功力深不可测。

刚刚在地铁上看完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我突然有些失落。 至此今年计划书单上陈寅恪的三部作品（《金明馆丛稿初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结束了。从2月gap在家开始读，到找工作时在地铁上一页页的翻阅、正式工作后通勤时间习惯性地翻开，这三部作品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因为它们真的难懂，所以我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去理解，因为它们是繁体字，所以我的阅读速度又回到了五六年前逐字慢读的水平，因为它们的专业性，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去持续阅读，才能理解。 终于我开始习惯它的模式，习惯繁体字的页面，习惯每天碎片式的陪伴。我也默算过很多次什么时候才能读完它们，但真的结束了反而有种怅然与失落。 因为专业性和繁体字，也因为我对隋唐五代等阶段历史储备的不足，所以我并未很好的理解这三部作品的内容，所以以后肯定需要二刷。但我读这三部作品的吸收情况比去年钱穆先生的作品好了太多，大概终于是有所进步。 全书只有三章：《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但却围绕主题详尽备述。 第一章《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追溯了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氏族问题，通过研究李唐皇室的血统、唐代胡汉风气的影响与关陇集团的势力消长，表明李唐三百年的统治阶级乃关陇集团的势力消长，以地域和出身为标准分化出的各集团之间的互相斗争始终存在。 第二章《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描述的围绕以宫门禁军为重点的政权动荡（包括著名的宣武门事件）、始终被阉党把持的皇位继承问题、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斗争、牛李党争、宦官政治与内外朝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是颠覆了我对唐代的刻板印象。从来都是强势繁盛代表的唐代，原来其内部也是问题百出。唐代是一个皇位继承相当动荡的朝代，所以其中央革命是一个重点问题。而唐代氏族之间的斗争和朝廷内部关于出身的矛盾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 尤其让我难以置信的是皇位继承：“唐代皇帝廢立之權既歸閹寺，皇帝居宫中亦是廣義之模範監獄罪囚。”原来除却个别强势帝王，其它皇帝不过是在各大势力的斗争中被推上位的，皇室没有选择的权力。 第三章《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论述了外族盛衰的连环性和外患与内政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的唐代的开放与民族的融合，但“开放”带来的不仅是文化盛宴，还有始终无法消除的外患问题。因为财政与兵力的不足，朝廷也一直无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其实这章让我有些理解隋炀帝了，他算不上一个昏聩的帝王，只是他远征高句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外患问题，这实在太难太难。 杨隋做不到的事，一脉相承李唐盛世也很难解决。 陈寅恪先生从内政、外患、势力集团的拉扯展开论述，描绘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唐代历史图景。信手拈来的古代文献，简洁精准、直击本质的推演论述都让人信服，读的过程中我无数次感慨先生的学识渊博和逻辑统筹能力，能从一堆乱麻中精准地抽出那个线头，找出关联节点和逻辑主轴，迅速理清问题，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治史的严谨、逻辑的缜密、渊博的学识，希望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大师，我们代代都能有。

陳寅恪先生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横馳騁，不斷開拓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取得學術著述的新成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教學、著述事業中，儘管尚未擺脱傳統士大夫思想的影響，但是，他治學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態度，却也使其學術成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本文集中除《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元白詩箋證稿》在陳寅恪先生生前已有單行本外，其餘《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所收舊文以及長篇專著《柳如是别傳》等多經陳先生晚年修訂。文集的整理校勘由復旦大學蔣天樞教授承擔；編輯部只做了一些文字標點校訂工作，至於學術觀點方面則保存其歷史面貌，未加改動。我們希望本文集的出版有裨於我國文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助於學術空氣的活躍。（一九八〇年出版说明）

陈先生之悬思与寄怀远胜诸人，故常能发人深省。现在觉得，要研究国史，须先精通历代学术思想与文学史，这也是陈寅恪与钱穆之书颇为可观的原因，吕诚之亦不俗，识见则稍逊。岑、唐、王诸人失之太实，其中又以岑略有特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