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并不是特别喜欢这本书，研究文学可能现在已经流于了两种模式，一种是现在研究强调文本阅读。但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很高深的理论，作品没好好读，比如安敏成这本，还有一种是讲了很多现象和文学好像不相干，先写历史写文化，写得很厚。当然这是新文学史的写法。比如王德威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但个人还是喜欢强调文本对比，文本阅读的读法来研究小说 当然安敏成可能更多是考察了革命时代，现实主义这一流派小说在本土的发展，这一时期公认的，中国产生了鲁迅和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如果让许子东看，可能还有梁启超，而安敏成敏锐看到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他们都是戴着脚镣跳舞，前者受限于自我的道德现实，后者受限于个人经历。但小说其实仔细看的分析倒是没多少，但公认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步履维艰，小说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肯定是需要把民族的情怀融入其中，只能说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革命时代呈现出务实 就像鲁迅说的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  并且真正的文学不单是赞歌，也不单是挽歌，可能赞歌和挽歌混在一起。革命成功了，《红旗谱》《红日》是赞歌，等到了《白鹿原》，就很难说它到底是赞歌还是挽歌了，应该看出，现实主义在中国其实呈现的面向不是安敏成那样是一个完全带着脚链的方式，对比的话，许子东的《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安敏成是真的天才，可惜天妒英才四十出头就去世了，这本也成了唯一的monologue。英文写得漂亮，姜涛翻译的中文也极好（姜涛那本《公寓里的塔》写得也很不错，算是少有的国内的研究比较有意思的了），本是课堂要求阅读前三章，结果读到上瘾一口气读完。 在这里不想赘言，简单将课前的review贴在下面： 超越现实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 安敏成在《现实主义的限制》中提到，“现实主义小说”这个词根本就是悖论：既然是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反映关系，如此一来就不是小说，因为小说即虚构。因此应该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小说？西方现实主义是基于模仿论，那么五四一代提倡和争论的现实主义则是“真实的内化/废黜，”是在读者中激起“净化”的情感反应却无法”动摇既定道德，” 是一种写作的策略、一种修辞；换而言之，浪漫主义书写“我/我们，”现实主义书写“他/他们，” 但这样以“我”之手，为“你”写“他”的文学实践，显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安在第二章安采取了福柯知识考古学式之于“现实主义”这一“知识”在中国的产生，对话和争论，聚焦于二三十年代作家、文艺批评和政治如何在小说实践中改变、突破了既有的现实主义作为现实反射的西方现实主义美学立场，以“我”来写“他们”，搭建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书写可能。如果说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确立了一个独立的自我作为观察者超然于他所观察的世界，是启蒙主义式的自我以观察和书写暴力，其“曲笔”和结尾常见的“净化”手法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表征和尝试性突破，似乎就是王德威在论述沈从文作为现实主义中所论述的“反讽效果”[2]；而叶绍钧的“真诚”书写和创造“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自我”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王叙述沈之于爱意和死亡的诗意表达从另一层面亦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集体表述（collective expression），那么对于爱，暴力，死亡，战争，时间，怀乡（nostalgia）等等症候的论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群体共享的书写空间；现实主义不仅只是写实主义，而是作为一种对人的追索，一种人道主义的终极表达，那么其讽刺性和抒情性是否才是呈现“真”的出路？ 如夏志清所言，“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表面批评传统的道德伦常，实则表彰人性的高贵。”[3] 其之于二三十十年代小说的人道主义的表彰颇为显著，那么，是否可以说，现实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回到安的论述，第五章“超越现实主义——大众的崛起”亦尝试解答这一现象： 当现实主义的局限凸显，外加一种不断增强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意识（“集体的冲动”），最终导致了五四式革命现实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的衰落：“现实主义本身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促进激进的情绪和平民化倾向，而这两点正是中国革命家所感受到的时代的召唤。”[4]从而将对于这种限制的认知爆发为“大众的崛起，”最终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擦抹“‘我’与‘他们’——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实践不可或缺的基础的划分”，最终成为“我们，”安所述的超越现实主义最终落脚在了“我们”共通的人道主义之上。 亦是处理二三十年代的写作母题，《公寓里的塔》提供了一个更加社会学“场域”式的多角度视角，钩沉“文学青年”的知识谱系学，思考“后五四”三代文学青年[5]“志业”的流变和社会思潮的波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学场域理论为大框架，“重返现场”的历史描摹为手段以探索文学问题。第四章“公寓内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通过社会学描摹将“新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沈放置于社会文化史的场域之中，通过对于吉登斯“内在性参照”自我定位于“当地性”之外的运用，想象沈早年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后之于现代“公民”身份的反思；通过从会馆到公寓的京内空间变化，展现北京新“文化秩序”（161）和“人际网络”（164）的生成；通过“困于公寓”和“街道漫游”的对照，沈作为置身城市却又被排除在外的“怯汉”（174）形象跃然纸上。二十年代文学青年背井离乡，初入都市，在现代化和陌生化冲击下，如何对于时空和社会关系产生新认知是姜涛书写的出发点（可否理解为对于二十年代everydayness的关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对于空间及情感变化的关注，似乎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现实主义书写。[6] 同样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同样处理在他乡书写故乡的母题，姜采取了社会学的外部视角以求打开空间，而王德威则选择了打开时间上的维度——湘西不仅是蛮荒之地，还是风景如画的文学之乡，屈原的《楚辞》和陶潜的《桃花源记》均诞生于此。沈是在有意识的与历史上田园牧歌式的文学传统对话，也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战乱与割裂，桃花源早已陷落。当下与历史之间的缝隙成为 “想象的乡愁” （imaginary nostalgia）的诗学，建构遗失的美好故乡。正如鲍伊姆所言，怀旧是“像访问空间那样访问时间 （to visit time as space），拒绝屈服于折磨着人类境遇的时间之不可逆转性。”[7] [1] 拟题时（当然似乎也不是一定要有个题目）似乎很难囊括这两周进行的阅读，但在重新阅读萨特小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时候似乎找到了一个比起“现实主义抒情性”更能表达我的想法的概括方式。我想要讲的“超越现实主义“也不仅仅是指安敏成意义上的大众书写作为超克话语，而是基于“人道主义”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书写，囊括了情感书写，时空书写，女性主义书写等等内涵。 [2] 王德威.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p.403. [4] 安敏成. 《现实主义的限制： 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p.205. [5] 根据姜涛的划分五四前后文学青年基本可以分为三代：《新青年》一代；新潮社一代；后五四一代。 [6] 猜测应该也是陈平原老师的弟子？对空间的描摹也让我想到他更晚近的学生林峥《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2022）。 [7]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研究现代文学的必读书！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文学那么痴迷，20世纪以后，他们将个人对社会参与与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主义文学所能激发出的力量上，这种习惯是传统的结果这一点真的还值得玩味。毕竟大部分文学史都将54文学运动作为与传统文学分割的点来记述。就算是王德威教授等人认为晚清就开始了文学的现代性倾向。安教授认为中国古来的文论中，文学从来都不是看它是否有多么真实的再现了现实，它的价值在于如何发现与表达了本就存在于社会中的“道”，也就是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把握住了社会的整体性规律。这是五四新文学家沿袭的观念，也是纷乱复杂的西方文论中，他们只对现实主义文学较为青睐的原因。虽然经过了短暂的噤声（《延安讲话》以后），但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确实如最后一章的结尾所写一样：重新对现实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探索—最近爱看的科幻小说其实也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延伸。

其实也还行……主要是我自己不太喜欢这类小说

一位海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如此了解，实在令人敬佩

读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 安敏成，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用力甚深，大著《现实主义的限制》，副标题为“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关于“现实主义”，可能在西方只是文学表现的形式之一种，但在中国，它的产生及后来的演化，极具复杂性。“现实主义”，最初是作为一项文化变革的工具被引入中国的，但它的美学前提与它所承诺的社会使命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安敏成所著的《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即是从这一角度入手，切入到当时社会与文学的处境里，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检讨了“现实主义”在中国被使用的情况，分析了其特殊的接受历史；继而，作者又以鲁迅（安成敏指出其深刻的自我诘问，无人能效仿）、茅盾、叶绍钧、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为样本，进行深入的文本阐释，关注小说叙述中种种有争议的、断裂的层面，从而揭示出作为一种“形式因素”的现实主义，在小说中的渗透、变形，以及由此激发出的独特的美学可能性。面对古老旧中国的行将朽木，在文学上的无病呻吟之现状，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创建一种文学以回应挑战，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文学，所谓别求新声于异邦。其目的在于拯救古老的中国，让其凤凰涅槃，新生复苏。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依托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提出，现实主义是当时西方科学民主精神在文学上的体现。而留学回来的胡适亦在一篇谈论易卜生的重要文章“易卜生主义”中，进一步探讨了现实主义的实效。胡适十分敏锐地发现，在易卜生的世界中，现实主义描写的正面效果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秩序的疏离来达成的；只有当少数独异之人与社会孤身奋战，社会进步才能实现。由此，在早期五四现实主义者的写作中，小说既被当做是自我表现的空间，也被当做是对影响自我的外部约束的探索。在现实主义创作颇有成绩的作家茅盾尽管知道现实主义不再处于国际文学潮流的最前沿，但他依旧认为：现实主义恰恰满足了某种当前的本土需求；他尤其希望现实主义写作能够激励作家系统地观察广阔的社会历史运动，而不仅仅通过小说宣泄个人哀怨。1927年，当创造社和太阳社挑起“革命文学论争”之时，它在多种层面上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分水岭；我们可以在相关的文章中找到此后支配左翼文学取向的几乎所有观念的初始形态。太阳社的理论家们（尤其钱杏邨）最为卖力。钱指责鲁迅无视文学的阶级背景，他的小说也无力描绘历史的巨变。他写道，鲁迅的作品死气沉沉，至多提供了对被压迫者的“空洞同情”。文学不应停留在对生活的简单描摹上——它应创造新生，即：积极地将社会向未来推进。从某种角度来说，钱杏邨的批评其实最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现实主义经典理论家卢卡奇就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不是从文学传统中借取形式，而是从历史演变过程中发现形式；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为我们展示了历史中实际发生的一切。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必须直透现实中的本质，揭示社会结构关系发展原因及方向。”安成敏极具慧眼的指出：“那些在五四运动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其中包括许多30年代初期的崭露头角的作家），发现自己正处于令人困扰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他们真诚地期望通过创作具有政治功效的文学以表示自己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灵感又与文化领袖所规划的作品图式相抵触。”安成敏在最后一章“超越现实主义——大众的崛起”，写道：“无论中国文学将走向何方，都必然会涉及到对批判现实主义的重新检讨。”事实上，只要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没有终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依旧还是主流的文学规范。

哲学、历史、文学本体视角的考察。从概念的知识考古，到作家文本的选取、阐释，到对美学困境的揭示……都处理得太好了……博论写成这样我能做梦笑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