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寇志明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871-1914年的三大诗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其中有些诗人的影响时间更长)。在我看来,王闽运(1833-1916)、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58-1920)、陈衍(1856-1937)、陈三立(1853-1937)和郑孝胥(1860-1938)是能够与他们同时代的读者积极对话的,他们以诗歌这一久负盛名的文学形式,探讨受到威胁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这种关键问题。由于他们的作品原本是写给同时代精英读者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以20世纪的可读性标准,或者用外来标准,而应该以中国当时的诗词批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诗作。当我们将这些诗人置于他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学背景中时,他们便成为在传统的中国秩序与19世纪中后期强加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社会之间的罅隙中挣扎的一代的代言人。这些诗人绝大部分既非高呼政治口号者,亦非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的唯美主义者,他们的作品描述了一个面临内忧外患、在生死困境中挣扎的国家的国民所面临的个人以及文化的困境。诗人所使用的是一种可以从不幸面临消亡的伟大的文学传统中汲取丰富资源的语言。他们的成功,为所有伟大的中国人文传统以及全人类精神在面临恐怖的环境时仍具有的勇敢适应性提供了一个历久不衰的证明。
对这本书的兴趣来源于作者的出发点——“激发了本研究的最初论点:对于那些诞生于最初过渡时期的中国文学,那些表达了作为一个极为博大精深、富于表现力的文化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初是如何应对进入现代时期的,特别是那些传统文学类型的作品,我们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我留意的角度和这本书相似,但倾向于探究延续了古典传统的一脉词学(十九二十世纪词的社会地位低于诗,承载量小于诗)的内部演进和对现代思想的处理,关注点聚焦于作者、作品、文学思想,主要想讨论其自身的发展。 本书作者把一个关注点放在了读者接受(书中定义为“读者”,但我以为“读者”范畴模糊,易产生被放大的误解,给一个范畴界定,如“文人群体”“批评家”之类更好),试图从作品与批评的对读里找出十九世纪末古典文学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表现形式,以说明传统方式处理现实题材的可能性和其中可容纳的现代性元素与现代思维。 相比于对文学史的一部分的重新梳理,作者的着眼点或许更倾向于对带有西方色彩的现代化的一种反抗。即使忽略作者选取的接受材料的片面(拟定诗人作品仅满足小部分读者需求),对批评文字的理解也直接忽略了全部套语、行文传统、感性和夸张的倾向、抽象性种种,对诗歌的情绪、氛围、意向传达的模糊情绪常处理为实指,使得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特定语境下读者与文本的交互作用的解读失去说服力,整本书也仅仅试图对传统文学史观念做一定的弥补,说明一个现象,这个角度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读完的感觉,拈出题目,戛然而止。唯一惊艳的点是作者自鲁迅开始的上溯。
很冷门的研究方向,看完收获了很多独到的观点
一本本来就比较视角独特的书。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无论是王闽运、樊增祥、易顺鼎、陈衍、郑孝胥,还是稍微出名点的陈三立,作品水平高低不说,放在时代大背景里已没有旧诗成长的土壤和经济社会基础,成就确实难以去得。另外,此书写的其实一般,坐冷板凳的态度是有,只是少了点写作的逻辑和套路,诗句解析多了点,思考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