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间驻望：中西互动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李欧梵老师是我很喜欢的“狐狸型”学者（我也要争取做狐狸型🥹）。这是一本知识容量很大的演讲录，读的时候思考很多，决定一边写评论一边读。 - 第一讲 从美学的角度提出“焦虑感”是现代性的标志，因此李老觉得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是晚明。事实上王德威的哈佛现代史已经做出来了，不过国内学界尚未太认可，还在关注晚清的阶段…… 提出晚明作为起点有点反常识，但是李老师想做的不是西方学说单向影响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影响论，而是平行论。这一点陈思和用“现代文学中的世界性”来说明了，或者借用一下胡风的“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 形成“焦虑感”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时间。李老师提到李伯元《文明小史》中隐蔽的一段扭曲时间的描写，来证明晚清思想中已经出现了对传统线性时间观的打破，时间变得扭曲、不可捉摸，被拉长为柏格森所说的“心理时间”。因此，他的叙述中产生了焦虑。这其实有点像屈原在《离骚》中的书写，他作为拥有原始思维的楚地的三闾大夫，感受到中原文化的线性时间时，也产生了一种不安的焦虑，试图跨越时间，向更古的祖先求索。这种感觉像艾略特，只不过艾略特是向基督教寻求信仰的重铸。 同样的，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也遭遇了打破，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开始怀疑进化的线性时间是否是一个传说？上帝的末日审判是否存在？人没有了终点，于是只能漂泊——这就是一种现代主义思想。 不过，新文化运动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仍然信奉着进步史观。然而，当五四落潮，苦闷与绝望便袭来。这就是鲁迅的《野草》。日本学者提到过鲁迅作品的“终末论”，说鲁迅存在着一种去宗教化的、世俗化的末世论，他时刻认为自己处于末世中，不相信所谓美好的黄金未来，但他沾染旧世界的罪后，仍然敢于承担责任、反抗绝望。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中，他解释鲁迅时间观为“循环史观”，正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圈的终末，还会有下一个光明的上升的时代，所以他才如此“反抗”。 关于时间的焦虑，黄子平在《灰阑中的叙述》中也有阐述，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我只记得文革后商品经济兴起，充满混乱与机会的时代里，人们意识到了ta们不一定拥有那样美好的未来（虽然马克思螺旋式上升的说法给了很大的解释空间），于是也产生了这样悲观的心情。 时间和空间是茫茫宇宙中人类唯一的两个定位坐标，当人们失去时间，精神也失去了依傍的空间。意识只能成为幽灵，在历史与未来中游荡。 这一节最后有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没有西方的介入，中国会产生自己的现代性焦虑吗？一方面说明了中西之间的现代性焦虑是有差别的，如同陈思和说的同步态和错位态；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定论，只留下“答案在风中飘”。

反复拖沓将近一年才终于读完，中间多次重新从头翻阅，而每次进入都又能生发出新的灵感。真正的宗师，口头表达的信息量也要远远高于寻常人的论文。微妙的伏笔更如草灰蛇线，使人只能一读再读，直到照见不同阶段里面自己不同的关怀。

了解李欧梵也是因为看他讲过张爱玲，感慨过他对现代文学的视野，这本由演讲稿编成的文字，给了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学术的境界，仿佛我也进了香港大学上了一次信息量爆炸的文学课，甚至有时是一种思想课，羞愧自己的阅读量和对文学认识的浅薄，但同时也重新认识了很多人，比如茅盾，朱光潜，白先勇，王兴文甚至李欧梵本人等，更有趣的还要是问答部分，很多机锋在其中，以及两岸文学的观念碰撞和对望，还是有很多看头的，唯一是要一定文学理论基础和阅读量才能看懂啊！

我需要好好理理思路 倒是理清了很多现代性以外的东西

读时每每觉得熟悉又豁然开朗，原来曾经听到的一些观点师承源出、祖述于此，算是回顾了一遍，也对一脉研究立场有了更深的理解。几场讲座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如下： 关于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在西方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呈现不同面貌，而进入中国后，在晚清民国又生发出了新的文学阳台。 现代性在欧洲与中国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中国在民国晚期纳入全球语境后，左翼进步与前卫艺术如何交织。 文学形式与历史状况的相互依存关系。从维柯以来的语文学与人文主义传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解读文本的方式。其衍生出的形式主义批评、细读法被解构主义所利用，但其精神仍可追溯到最初的人文主义阐释。 在此尝试将这些讲座的理路、逻辑串联起来，具体论之： 李欧梵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自然与当时全球学界对于现代性的关注、“言必及现代性”相关。李对“现代性”的处理，是把它视作一种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经济、政治状况而兴起的思想状态。在文艺上的表现，这种状态在欧洲自然源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外部因素，由此促生出一种类似“颓废”的气息。但在当时的中国，并不能完全照搬或直接对应，更适合将其视为“帝制末”的状态，而非“世纪末”的状态。“世纪末”揭示的是一种线性时间观：直线发展的进步遭遇危机，可能在一路高歌猛进后迎来终结；而“帝制末”则恰恰是在中国引进西方纪年法和线性时间思维之时，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有很大不同。对中国而言，所谓现代性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的崭新想象，同时也包含着对过去衰败时代的挽歌。新的时间观念被引入，顺理成章地催生了一些新的小说形式，例如科幻文体，或者需要依赖线性时间观、倒叙、穿越等书写笔法的作品。随着大量新事物的引进，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视野也发生了转变，小说的形式自然随之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叙事视角，以及细节处理上的革新。李欧梵认为，这些细节正是关键之处——表面上看似旧式的叙事，却能承载新的元素。 而李对小说形式的关注，又可以延伸到他所推崇的维柯《新科学》中的启示。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人类的语言与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每个文本都携带着其时代的鲜明印记。这些文本作为前景，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是更宽广的思想背景。维柯由此开启了语文学的研究——通过字里行间去寻找其中潜伏的历史，以及在特定语境下被塑造出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驱动下，作家们才能写出这些文本。文学的表述形式、修辞语言、文字与人的本质、人性之间的相关性，正是维柯提出并被后来的许多人文学者所运用的。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多种文化的多元立场，亦是一种尊重文本与文化本身所携带的厚重历史，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以语文学家作为论据，关键在于探索语言如何承载政治。 李欧梵对文本形式的重视，如何与他对社会文化史的兴趣相关？也是由维柯开启而在奥尔巴赫臻于极致的人文主义阐释传统中可以窥得，并与后现代的主张抵触。他在寻找能够解释“文学文本如何与背后的社会历史发生关系”的理论脉络中，维柯这一脉的“功夫”便是最基础的。人文主义强调文学作品蕴含人的人性与本质，其中的具体人性必然地与特定历史相关联。相较之下，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一切都可以被解构，那么文本就并不必然与具体的语言文化、历史文化，乃至于人的历史处境有关；所谓的文学文本，乃至于人本身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建构”本身是结构主义的观点，而后现代为了逃避某种具有绝对权力的“他者”如社会机制对于人的建构，选择用一种碎片化、去中心化而并不含有本质意味的方式来抵抗。因此，人的本质在其中被消解，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因素也就无法再促成人与文本的生成。所以李欧梵也在这本书中批驳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于这种人文传统的摒弃，认为他们的观点过于庸俗化、压平化，忽视了自维柯至奥尔巴赫以来人文主义传统的精神内核资源。而这些因素对于理解文本本身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学与语文学的路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解释，而非解构文本的方式和路径。因为当你开始解构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并没有真正尊重文本，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用来发挥自己观点的工具和材料。这样的做法折射出的，其实是这一时期的人们如何运用文学作品去附会自己的政治观念、国际关系等等诸多包罗万象、看似知识性实际上空洞的论述，而并非真正对某个文本乃至某个问题具有深刻的剖析和洞察力。 李欧梵从思想史出身，自然会重视如何以最大的可能去接近一种更贴近历史真实的互动方式，如何挖掘那些已经被层层叙述和解构所掩埋、甚至已经被消解的真实。比较文学的路径，就是一个能够涵纳尽可能多视野和分支的方法，以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各种复杂关系。历史上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而不仅仅是文学史叙事所建构出来的样子。施蛰存说李欧梵“看了太多文学史，以至于搞不清楚当时的历史现实到底是怎样的”。讲座中以左翼的历史为案例，处于那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实际上真切地把自己放在一个世界性的左翼脉络之中。他们真情实感地认为自己和世界上的诸多作家、艺术家共享同一种思潮。既有世界范围的反战因素，也有他们为了应对当时的危机、开拓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艺术而展开的努力。同时前卫和先锋派艺术如何与左翼艺术相钩联，而非停留在现代主义的自律性艺术层面。他们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与现实对话的意识，而不是凭空在阁楼里捏造出一些无法被他人理解、只能孤芳自赏的艺术，或是只能被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艺术。这些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的，就是如何与更大的群众相连，如何获得文化上的霸权与领导权，从而改变当时他们所不满的现实，去开拓一个他们所认同的未来。这些思潮联系着当时许多在世界范围内互相关联的人物，使得现代的历史并不是单向地影响与被影响，而始终是在互动中生生不息。

第一次听说李欧梵还是看有关白先勇的论文。思想史出身的学者的讲义和专攻文学的学者讲义还是有所不同，谈现代文学而不止谈现代文学，又让我找到很早前码了但一直没看的东西。对比而言自己的学识粗浅，写的论文也实在粗陋，对自己研究方法与治学态度也颇有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