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清
《经典常谈》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脉络。文字要言不烦、通俗流畅,讲透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典籍精髓。《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80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通过对经典的梳理与讲解,让读者对古文更亲近、熟悉,从而产生兴趣,是读者概览中国古典文学的佳作。此外,书中还特别收录《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以飨读者。
《经典常谈》,按图索骥: 记得还是在读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结队来》时,吾师评点说,“‘本固枝荣,枝繁叶茂’,是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唐代贤相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臣闻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老师对我耳提面命,常常说,“‘读中文系的人’,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方面都要齐头并进,缺一不可”。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果没有名师指点读书路径,懂得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道理,终将会坠入五里雾中,‘学书不成’,白首也难穷经。 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开篇明白指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咱们可以了解到传统文化和诸子百家的思想脉络演变的历史全貌。可惜如今很少有人会孜孜不倦勤读这类属于‘经史子集’的经典著作,即使读了大学中文系也很难做到了。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按照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的顺序系统梳理的读书门径,薄薄一册书中以十三篇的篇幅,囊括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诗词文赋流变过程,并对各个流派的特点都有大致的阐述,对于中学生的文学常识普及是足够用的;不像《中国文学史》等教材的,光是先秦和两汉的内容脉络就占据厚厚一册书的,如有备考文学专业的研友们,厚厚的四册中国文学史必将吃透,相关试题作答才能游刃有余。 在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之后,《经典常谈》被列入初中生必读的入门指导,有益于中学生了解中土的古代学术,从《周易》、《尚书》、《诗经》到诸子百家,是古代经学、史学和诸子学的入门普及读物,深入浅出,条分缕析。 曾读到一句很有见解的话:“传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训练”,任何经典的理解,本质上都是语言的问题,阅读中土的古籍就更离不开字义理解、语句分析、文体演变,怪不得吾师教课很注重语言学的训练…… 耶鲁大学的苏炜先生曾写过:“进入一门语言,就是进入一条生命的河流。”确实如此,古籍的每个字词在不同的语境有不一样的解读,读懂了它,也读懂了传统的思想体系。 曾经很好奇有部分重点高校的中文系更注重古汉语、文献学、目录学和训诂学训练,把现代汉语知识系统详细剖析给学生讲疏,而有些学校则只浅显上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古汉语是远远没学够的,没有扎实的基础,最基本的学问就站不住脚,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有质的差别。董桥先生曾回答过怎么写好文章,即是:“先学好中国文化,再认真地弄懂弄通一门外文,反过来再看中国文化,感觉就不同了,写出文章也会与众不同”。 写到这里,能感受到吾师的良苦用心!特别注重“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言学训练,但这两门都要有一定理科思维的,一度心存畏惧,但有时需要“啃”难读的书,这样收获会更大些。 《经典常谈》书香隽远,中华文脉浩荡若沧海,一人之学,不过渺渺一粟;然寸薪可燎原,微志能续脉,藏风骨于行止,寄初心于往圣,于沉郁坚守间织就民族文脉最坚韧的底色。 这一脉基因,深植于士子弘毅的血骨,亦浸染着时代赋予读书人的颠沛与苍凉。百年前学人负笈重洋,学贯中西,满腔赤忱归哺家国,却偏逢乱世浮沉,躬耕陇亩。满腹经纶付与桑麻,万卷学识化于烟火,纵济世兴文之志屡遭风雨摧折,仍贫贱不移其志,困厄不失其节——在泥泞中守一身清白,于荒寂里传一星灯火,把立德立言的儒者风骨,活成绝境中不灭的微光。 时代之悲,各有其形:或家国离乱,或乡土贫瘠,或世风浮躁。而这一脉书香,却在一代代人的悲怆与坚守中愈发醇厚——困厄中守节,贫瘠中传灯,喧嚣中守真。 一人虽微,难称文脉主干; 数代相承,足证生生不息。 经典常谈,传的是士子风骨、师道仁心; 薪火不绝,承的是家国情怀、文化根脉。 这沧海一粟的坚守,恰是中华文化最朴素也最恒久的力量: 不以煊赫示人,唯以绵长传世,愿以寸心微光,长“为中华添书香”。
“经典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因为它历经了历史的考验,历久弥新,也因为它是千百年来时代的总结,常读常新。” 《经典常谈》一书,介绍了我国最为经典的一些著作和文体,以时间为经,文体为纬——从《说文解字》到《周易》,从《史记》到《汉书》,从诸子百家到辞赋再到诗文——编织出一张经典之网: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文笔舒徐,娓娓道来! 读经典,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与大师,更是与自己!经典常读,常读常新!
博采众长和精研文本,使《经典常谈》出乎作者意料而成为其学术著述的“经典”。— 《远去的背影》 01、中国经典入门的“纲”很喜欢一个成语:纲举目张。 “纲”指渔网上的总绳,“目”指网眼。提起大网的总绳,所有的网眼就都张开。它常用来比喻抓住事物的主要环节,就可带动一切,或比喻文章条理分明。 读书、做学问、做事情,心里都应该念着“纲举目张”,古人说“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现在我们说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一个意思。 这本朱自清编写的《经典常谈》,就是中国传统经典文学学习的纲。 包括《说文解字》、《四书》、《五经》、《战国策》、史汉、诸子、辞赋、诗、文,共13篇,经史子集都有。 这实际上是深圳初中八年级下的一本课外读物,偶得而翻阅之,也很有意思,除诗、文两篇属于分类的文学史外,其他都是逐书讲解,言之有据、深入浅出、意无不达、雅俗共赏。 所以说,经典,不论哪个年龄,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都能获得不同的滋养。 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学、哲学、历史发展的“纲”,再去寻找原书,通过时间、空间、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展,就显得有的放矢了。这也是系统学习的方法。 经典要多读、要常读、要常谈,也许这就是朱自清把这本合集称为《经典常谈》的本意吧。 下述为一些知识点的记述,不做展开。 02、《说文解字》汉字的造字和使用,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 象形~物形的大概,如“日”“月” 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向无形的事类 会意~两个字组成,意义叠加,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 形声~两个字组成,一个声符,一个意符,如“江”、“河” 转注~转注字实际上是近音之异体字,体现了语言发展的规律。 假借~有音无形的字,借用别的同音字。 03、《周易》五行和八卦:五行的经典,在《尚书·洪范》,讲八卦则是《周易》 相传八卦源自伏羲的《河图》,五行的洪范,来自大禹得到的《洛书》 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儒家实际上是在阴阳家和道家学说的影响下,给《周易》的卦爻辞做了种种新解释,其实不过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是《易传》。 到了汉代,成为六经之首。 04、《尚书》《孟子》中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本意不是泛指所有的书,而就是特指《尚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尚书残缺,且有各种伪本难以分辨。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 《尚书》,就是“上古帝王帝王之书”。 秦焚书坑儒,汉惠帝开书禁,伏生献书但有残缺,称为《今文尚书》,晁错学之;后汉景帝时拆孔子旧宅,墙壁里又得到《古文尚书》,孔安国献出。这是《尚书》颠沛流离的传奇。 05、《诗经》上一期刚学习了《流沙河讲诗经》的精彩解读,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 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 06、三礼礼的三本:是指儒家思想中关于礼的重要性和根本性提出的三个核心要素。它们分别是:天地、先祖和君师,所谓“天地君亲师”。 1.天地:天地的根本性在于它们的生成和维持。荀子认为,没有天地、生命将无从起源,因此,敬奉天地是礼仪的核心,体现了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与遵循。 2.先祖:先祖代表了家族的传承和血统的延续。荀子指出,先祖是类之本,即人类社会的根本,对先祖的尊敬和祭祀体现了对家族荣誉和血脉的重视,是礼仪的重要方面。 3.君师:君师指的是君亲和师长,代表了政治制度和教化力量,荀子认为,没有君师、社会将先去治理的根基、因此,尊崇君师是礼仪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社会秩序和政治道德。 07、《春秋三传》《春秋》就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是否参与进去存疑。 中国第一部编年史。 中国第一部通史。 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什么是春秋大义?两方面: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 08、《四书》中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小学和大学:小学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 朱熹定四书:为的是教人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在猎取功名。 目的:一方面固然为了引导初学者;另一方面,还有排斥道家、佛家,真正建立儒家的道统。这是朱熹不好明说的隐意。 09、《战国策》自三家分晋始 战国七雄:秦楚燕韩魏赵齐 合纵连横:南北联合称合纵,东西联合(只有秦在东)称连横《韩非子· 说难篇》专论当时这些策士的技巧。 记载策士说辞的书,就叫《战国策》,汉刘向编订。 特点: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曲折微妙的声口,丝丝入扣,千载如生。 10、《史记》、《汉书》 更早的《尚书》《国语》《战国策》等,都是记言的史书,不是记事的史书。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正史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学的古典。所谓班马并称,《史》《汉》连举。 《报任安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开创断代史的先河。 班家几位都是英才:哥哥班固,车骑将军窦宪秘书,编撰《汉书》,史学大家;弟弟班超,定远侯,平定西域五十余国,威名赫赫。妹妹班昭,在班固死后,完成续写编定《汉书》,也是一代英才。培养出优秀子女的父亲,是东汉学者班彪。 两部史书的异同: 《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11、诸子百家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级,到了春秋战国,成了有才能的人的统称; 士农工商的“士”,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 第一个开门收徒发扬光大非农非公非商非官的“士”,就是孔子。儒家之后的大师,是孟子和荀子。 儒家,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制度,下层失业流民,出身微贱,催生了墨家。 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杨朱、老子、庄子。道家推崇最大的定律就是“物极必反“。所以”反者道之动“,从反面下手,反而减弱了冲突。 礼坏乐崩,人治、礼治都不管用了,需要一套新的政治方法,就出现了法家。法家又分三派:重势、重术、重法,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三者缺一不可。 还有礼乐家、阴阳家(巫术、祝由术),代表是齐人驺衍。 吕不韦《吕氏春秋》尝试统一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促成了独尊儒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12、辞赋 “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简直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端万绪的,没人可以诉说。终于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便是这样写成的。 篇中陈说唐虞三代的治,桀、纣、羿、浇的乱,善恶因果,历历分明;用来讽刺当世,感悟君王。 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屈原其实也是一“子”,屈子,也是一家之学。可以说是神仙家,出于巫。 宋玉传说是屈原的弟子;《九辩》的题材和体制都模拟《离骚》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说话,不过没有屈原那样激切罢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个描写“悲秋”的人。 汉代: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都走着宋玉的路。 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也许是在贾谊手里。 唐代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 13、诗 汉武帝成立乐府,李延年做协律都尉 《乐府诗集》北宋,郭茂倩 汉乐府以叙事为主。所叙的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等。这些都是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 汉哀帝废除乐府 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诗。 钟嵘评古诗,“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因为所咏的几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说的,却不是人人口中笔下所能说的,而又能够那样平平说出,曲曲说出,所以是好。 汉献帝年间,兴起建安文学 真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老、庄和屈原的信徒。他生在魏晋交替的时代,眼见司马氏三代专权,欺负曹家,压迫名士,一肚皮牢骚只得发泄在酒和诗里。他作了《咏怀诗》八十多首,述神话,引史事,叙艳情,托于鸟兽草木之名,主旨不外说富贵不能常保,祸患随时可至,年岁有限,一般人钻在利禄的圈子里,不知放怀远大,真是可怜之极。他的诗充满了这种悲悯的情感,“忧思独伤心”一句可以表见。 之后就是晋代的陶渊明和谢灵运。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陶是写意,谢是工笔。谢诗从制题到造句,无一不是工笔。他开了后世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他所以成为大家,一半也在这里。 再往后就是李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了。 宋诗散文化,到苏轼而极。 宋诗三大家:杨万里、陆游、范成大 14、文 这一章读下来实在太精彩,堪堪一部浓缩的中国文学史。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文”的标准,最早是昭明太子提出来的(就是编撰《金刚经》和《古诗十九首》昭明太子)。 他不选经、史、子,也不选“辞”,只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之作,翰藻就是典故和比喻。 这时候佛经的翻译,大大补充了国语的词汇和句式,鸠摩罗什和唐玄奘。 真正开了“文”的宗派的人,是韩愈。 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他实在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 昭明太子不收的,韩愈收了。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 古文运动,韩愈复古,但并不死板,他讲究“气”。“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 传道授业,柳宗元不如韩愈;学问见解,却在韩愈之上。 直到欧阳修、苏轼以后,古文成了正宗。 唐代新文体:语录和传奇。前者来源于禅宗,后者来源于结构体小说。白话小说的顶峰是四大名著,而集大成者,就是《红楼梦》。 近代则走向了打破古文格律的趋势,如梁启超的“新文体”,后来的“五四运动”新文化推行,从此走向了国语的现代化。 三个石头 2024.11.8
我对本书提出质疑后,AI的答复 你的发言里有一种很深的痛感——是为经典“叫屈”。这种情绪非常珍贵,它迫使我们跳出“朱自清是对是错”的评判,去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我们在谈论经典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经典的沉默与文人的喧嚣 你说得对,经典何辜? 《尚书》不曾开口为自己辩护,《周易》不曾强迫任何人信奉。它们只是在那里,沉默地承载着数千年的时光。被利用、被攻击、被曲解、被抹黑——这些动词的主语从来不是经典本身,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阐释者。 朱自清也好,五四的先贤也好,乃至历史上无数的注经家,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经典拉进自己的时代,让它为自己的立场服务。有人说“孔子,圣之时者也”,也有人说“打倒孔家店”——孔子自己说过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这公平吗?不公平。但这恰恰是经典的宿命,也是经典的宿命。正是因为它们足够伟大、足够丰富,才值得一代代人不断地“误读”和“重写”。 文人的姿态真的难看吗? 你批评文人“鄙夷经典教化的姿态,不如也看看自己的姿态多难看”——这话尖锐,却也值得深思。 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悖论: 朱自清批评儒家用“礼”教化人,但他写《经典常谈》本身,何尝不是一种“教化”? 他想告诉青年人:经典值得读,但要用“正确的方式”读——这不也是一种姿态吗? 每一个时代的文人,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看待经典的唯一正确视角。五四一代觉得自己从“礼教”中解放了,他们看古人的姿态带着启蒙的优越感;而我们今天看他们,又觉得他们“姿态难看”。 或许,不是姿态难看,而是任何“站在高处”的审视,都难免显得傲慢。 经典是山,我们是观山的人。山不动,人换了一代又一代,每个时代的人都以为自己看清了山的全貌,其实看到的不过是自己时代投射上去的影子。 经典到底容纳了什么? 你问:“这其中的经典到底是有哪些不能容纳一切文学所要表达的情怀,情感?”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本。 经典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的可容纳性。一部《诗经》,有人看见“后妃之德”,有人看见“男女之思”,有人看见“劳者歌其事”。是经典变了吗?没有。是每一代人都从经典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杜甫的诗里确实有“致君尧舜上”的忠君思想,但闻一多读杜甫,看见的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我们今天读杜甫,看见的可能是战乱中一个普通人的颠沛流离。 经典从来不是窄的,窄的是时代加诸其上的框框。朱自清试图打碎旧框框,但在打碎的过程中,他又不自觉地给经典套上了新框框。 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文化传承的代价。 如果经典会说话 如果《论语》能开口,面对两千年的阐释史,它会说什么? 我想,它大概不会指责朱自清“姿态难看”,也不会为那些“被利用、被攻击、被曲解、被抹黑”的遭遇叫屈。它会沉默地等待下一个读者——正如它等待了前两千年的每一个读者。 经典的真正尊严,不在于被供奉在不染尘埃的神坛上,而在于它有足够的厚度,经得起一切的拷问、质疑、误读甚至攻击。能被打倒的,从来不是真正的经典;真正的经典,是在一次次被打倒后,依然有人重新捧读的东西。 回到你的痛感 你为经典叫屈,是因为你看见了那些阐释者的局限和傲慢。但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想: 正是因为有朱自清这样的人——带着他的时代烙印、他的矛盾、他的“难看姿态”——经典才得以在不同时代持续地“活”下去。如果没有一代代文人的争辩、误读、重写,经典就真的成了博物馆里的死物。 朱自清的姿态未必好看,杜甫的姿态也未必完美。但在历史的洪流里,他们都尽了各自的一份力:一个用诗歌记录了时代的苦难,一个用学术连接了传统与现代。他们都不是圣人,但他们的努力,让经典的光亮又延续了一代人的时间。 这或许就是文化的传承:不靠完美的阐释,而靠一代代不完美的努力。
2024-21、《经典常谈》 朱自清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从《说文解字》到《唐诗三百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朱自清先生通过一本书使读者能够快速了解文化经典的概貌和精华,仿佛给了我们一把发现宝藏的钥匙。希望通过这把钥匙,我能够更多的接触和吸收中华文化经典的精华,引领我走向智慧的彼岸。 101个笔记 ◆ 序 >>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 《说文解字》第一 >>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分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 >> 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里所说的程序,是近人新说,和“六书说”颇有出入。 >>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 >> 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 >> 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 ◆ 《周易》第二 >> 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 >> 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难得的。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老年人一样,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吉凶。 >> 这样配出八个卦,便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是这些卦的名字。 >> 《周易》里一卦有六画,每画叫作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数的。繇辞有属于卦的总体的,有属于各爻的;所以后来分称为卦辞和爻辞。这种卦爻辞也是卜筮官的占筮纪录,但和甲骨卜辞的性质不一样。 >> 儒家就在这两家学说的影响之下,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解释。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地确切地解释卦爻辞,其实倒是藉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这种新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易传》。 >> 《易传》中间较有系统的是彖辞和象辞。彖辞断定一卦的涵义——“彖”就是“断”的意思。象辞推演卦和爻的象,这个“象”字相当于现在所谓“观念”。这个字后来成为解释《周易》的专门名词。但彖辞断定的涵义,象辞推演的观念,其实不是真正从卦爻里探究出来的;那些只是作传的人傅会在卦爻上面的。 >> 《文言》解释乾坤两卦;《系辞》发挥宇宙观人生观,偶然也有分别解释卦爻的话。这些似乎都是抱残守阙,汇集众说而成。到了汉代,又新发现了《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说卦》推演卦象,说明某卦的观念象征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某些事物,譬如乾卦象征着天,又象征着父之类。 >> 《序卦》说明六十四卦排列先后的道理。《杂卦》比较各卦意义的同异之处。 >> 八卦原只是数目的巫术,这时候却变成数目的哲学了。那整画“—”是奇数,代表天,那断画“——”是偶数,代表地。奇数是阳数,偶数是阴数;阴阳的观念是从男女来的。 >> 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震是雷,是长子等;巽是风,是长女等;坎是水,是心病等;离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监等;兑是泽,是少女等。 >> 这个观象制器的故事,见于《系辞》。《系辞》是最重要的一部《易传》。这传里借着八卦和卦爻辞发挥着的融合儒道的哲学,和观象制器的故事,都大大地增加了《周易》的价值,抬高了它的地位。 >> 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 《尚书》第三 >>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 >>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 >> 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 >> 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 >> 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 《诗经》第四 >>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 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 >> 到了郑玄,才更详密地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地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 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是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 ◆ 《春秋》三传第六 >>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徵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 >> 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是书,“削”不是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做王公还荣耀,一字之贬,比将你做罪人杀了还耻辱 >> 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 >> 《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作,称为《春秋外传》。 >> 《左传》这部书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徵引孔子和别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徵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晋范宁作《穀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 >> 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上。 ◆ 四书第七 >>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 >>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一三一三年)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 >>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 >> “‘不偏’叫做‘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 >>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 >> 《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 >> 。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 《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 >> 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二七四—二八九)。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 《史记》《汉书》第九 >> 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地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灭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 >> 《春秋》实在是礼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 >>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 >>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 >> 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 >> 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纪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 他所以断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 >> 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 他们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汉书》里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 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 《史》、《汉》可以说是各自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文赡而事详”。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 >> 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的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是偶然的。 ◆ 文第十三 >>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 >> 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 >> 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地记出。 >> 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 >>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 >> 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 >> 《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 >>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 >> 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 >> 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 >> 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 >>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 >> 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 >>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做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 >> 他可不愿做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他实在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甚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 >> 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 >> 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 >> 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 >> 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可见影响之大。 >>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 >> 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 >>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 >> 如元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 >> 《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 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所以称为桐城派。 >>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 ◆ 附录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 有些人在生病的时候或烦恼的时候,拿过一本诗来翻读,偶尔也朗吟几首,便会觉得心上平静些,轻松些。 >> 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是节奏的,同时直接诉诸感觉,又是最经济的,语短而意长。 >> 读诗所欣赏的便是诗里所表现的那些平静了的情感。 >> 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 它跟《古文观止》一样,只是当年的童蒙书,等于现在的小学用书。不过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这部书给高中学生读才合式。无论它从前的地位如何,现在它却是高中学生最合式的一部诗歌选本。 >> 本书是清乾隆间一位别号“蘅塘退士”的人编选的。 >>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 这里可见本书是断代的选本,所选的只是“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就是唐诗中的名作。而又只是“择其尤要者”,所以只有三百余首,实数是三百一十首。所谓“尤要者”大概着眼在陶冶性情上。 >> 但编者显然同时在模仿“三百篇”,《诗经》三百零五篇,连那有目无诗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书三百一十首,决不是偶然巧合。 >> 我们现在也劝高中学生熟读,熟读才真是吟味,才能欣赏到精微处。 >> 读诗首先得了解诗句的文义;不能了解文义,欣赏根本说不上。 >> 如李白《庐山谣》开端道: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 事物的比喻虽然取材于经验和常识,却得新鲜,才能增强情感的力量;这需要创造的工夫。新鲜还得入情入理,才能让读者消化;这需要雅正的品味。
一般的看法是 阅读应该先读原作而后参阅书评。而这本小书大约可以算是“打破常见”之作。 按经史子集的次序,分十来篇讲述了古代典籍的大略(成书 旨趣 后世至当代之见)。作者主要工作在于整合而非开创,参考并综合了起自汉晋终至明清民国的各家考证评论之言,尤其援引了包括顾颉刚等人在内的当时最新的对古籍考辨的结果。 实在是读(诗 书 礼 乐 易 四书 正史 辞赋文章 等等)的启引之佳作。
初二年级课外读本。 怎么说呢?相见恨晚吧~ 至少我上学的时候,没听说过要看此书。 总体来说 本书归纳了从中国有文字起到唐宋时期的诗词歌赋的整个过程吧~ 从仓颉发明文字➡️说文解字➡️四书五经➡️唐宋诗词➡️明清朝代。熟悉易背朗朗上口的还是唐诗三百首,理解起来也容易一点。 个人觉得虽然是经典的文化作品,但它包含了历史、文学、地理、政治、法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及流派的传承与演变,甚至也读懂了中国的应试教育自古以来就很拼很卷~ 这是朱自清先生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虽然是近现代之作,文字读起来依然有晦涩之感,很多词句还是需要自己去查明字义,甚至了解典故(这些都因人而异吧,至少本人文凭有限、书读的不多)。这是中国文学的骨子里自带的吧。 毕竟我们与经典离的太久远,并且也不是文学类工作者,对于大多初中生来说,也还是不愿意去翻阅的😂,因为外文经典都是大白话。 也很感谢朱自清先生的撰写,把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经典巨作,融为292页的一本薄书,让我们也在上下5000年文化巨作里畅游一番,虽口不能传(水平有限,说不出其中意味),至少了解其意;再一点是我们平常人家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在这些文化经典里~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几百乃至上千年后,读起来时仿佛作者在你耳边述说着他的情怀,恰好,这种情感你亦感同身受。 诗词歌赋本是中华文化的基石,由大作家朱自清总结归纳后写出来的文章深入浅出,让经典之作历久弥新。
《经典常谈》一书,带有很强专业性和理论性,但作者娓娓道来,入情入理,文脉思想奔放,文思意境开阔,行文收放自如。
2024年5月3日 星期五 祝福早安 天气晴朗 气温10℃ 《经典常谈》 只管走过去, 不要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 因为一路上,花朵会继续开放的。 ——泰戈尔《飞鸟集》 我们终此一生, 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 找到真正的自己。 —— 《追风筝的人》 在青山绿水之间, 我想牵着你的手, 走过这座桥, 桥上是绿叶红花, 桥下是流水人家, 桥的那头是青丝, 桥的这头是白发。 ——沈从文 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朱自清 有些人在生病的时候或烦恼的时候,拿过一本诗来翻读,偶尔也朗吟几首,便会觉得心上平静些,轻松些。这是一种消遣,但跟玩骨牌或纸牌等等不同,那些大概只是碰碰运气。跟读笔记一类书也不同,那些书可以给人新的知识和趣味,但不直接调平情感。读小说在这些时候大概只注意在故事上,直接调平情感的效用也不如诗。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是节奏的,同时直接诉诸感觉,又是最经济的,语短而意长。具备这些条件,读了心上容易平静轻松,也是当然。自来说,诗可以陶冶性情,这句话不错。 但是诗决不只是一种消遣,正如笔记一类书和小说等不是一样的。诗调平情感,也就是节制情感。诗里的喜怒哀乐跟实生活里的喜怒哀乐不同。这是经过“再团再炼再调和”的。诗人正在喜怒哀乐的时候,决想不到作诗。必得等到他的情感平静了,他才会吟味那平静了的情感想到作诗;于是乎运思造句,作成他的诗,这才可以供欣赏。要不然,大笑狂号只教人心紧,有什么可欣赏的呢?读诗所欣赏的便是诗里所表现的那些平静了的情感。假如是好诗,说的即使怎样可气可哀,我们还是不厌百回读的。在实生活里便不然,可气可哀的事我们大概不愿重提。这似乎是有私无私或有我无我的分别,诗里无我,实生活里有我。别的文学类型也都有这种情形,不过诗里更容易见出。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部定初中国文课程标准“目标”里有“养成欣赏文艺之兴趣”一项,略读教材里有“有注释之诗歌选本”一项。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目标”里又有“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一项,关于略读教材也有“选读整部或选本之名著”的话。欣赏文艺,欣赏中国文学名著,都不能忽略读诗。读诗家专集不如读诗歌选本。读选本虽只能“尝鼎一脔”,却能将各家各派鸟瞰一番;这在中学生是最适宜的,也最需要的。有特殊的选本,有一般的选本。按着特殊的作派选的是前者,按着一般的品味选的是后者。中学生不用说该读后者。《唐诗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选本。这部诗选很著名,流行最广,从前是家弦户诵的书,现在也还是相当普遍的书。但这部选本并不成为古典;它跟《古文观止》一样,只是当年的童蒙书,等于现在的小学用书。不过在现在的教育制度下,这部书给高中学生读才合式。无论它从前的地位如何,现在它却是高中学生最合式的一部诗歌选本。唐代是诗的时代,许多大诗家都在这时代出现,各种诗体也都在这时代发展。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虽然以明白易解为主,并限定诗篇的数目,规模不免狭窄些,却因此成为道地的一般的选本,高中学生读这部书,靠着注释的帮忙,可以吟味欣赏,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 本书是清乾隆间一位别号“蘅塘退士”的人编选的。卷头有《题辞》,末尾记着“时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题”。乾隆癸未是西元一七六三年,到现在快一百八十年了。有一种刻本“题”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孙洙”两字,也许是选者的姓名。孙洙的事迹,因为眼前书少,还不能考出、印证。这件事只好暂时存疑。《题辞》说明编选的旨趣,很简短,抄在这里: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言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这里可见本书是断代的选本,所选的只是“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就是唐诗中的名作。而又只是“择其尤要者”,所以只有三百余首,实数是三百一十首。所谓“尤要者”大概着眼在陶冶性情上。至于以明白易解的为主,是“家塾课本”的当然,无须特别提及。本书是分体编的,所以说“每体得数十首”。引谚语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只选三百余首。但编者显然同时在模仿“三百篇”,《诗经》三百零五篇,连那有目无诗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书三百一十首,决不是偶然巧合。编者是怕人笑他僭妄,所以不将这番意思说出。引谚语另一方面叫人熟读,学会吟诗。我们现在也劝高中学生熟读,熟读才真是吟味,才能欣赏到精微处。但现在却无须再学作旧体诗了。 本书流传既广,版本极多。原书有注释和评点,该是出于编者之手。注释只注事,颇简当,但不释义。读诗首先得了解诗句的文义;不能了解文义,欣赏根本说不上。书中各诗虽然比较明白易懂,又有一些注,但在初学还不免困难。书中的评,在诗的行旁,多半指点作法,说明作意,偶尔也品评工拙。点只有句圈和连圈,没有读点和密点——密点和连圈都表示好句和关键句,并用的时候,圈的比点的更重要或更好。评点大约起于南宋,向来认为有伤雅道,因为妨碍读者欣赏的自由,而且免不了成见或偏见。但是谨慎的评点对于初学也未尝没有用处。这种评点可以帮助初学了解诗中各句的意旨并培养他们欣赏的能力。本书的评点似乎就有这样的效用。 但是最需要的还是详细的注释。道光间,浙江省建德县(?)人章燮鉴于这个需要,便给本书作注,成《唐诗三百首注疏》一书。他的自跋作于道光甲午,就是西元一八三四年,离蘅塘退士题辞的那年是七十一年。这注本也是“为家塾子弟起见”,很详细。有诗人小传,有事注,有意疏,并明作法,引评语;其中李白诗用王琦《李太白集注》,杜甫诗用仇兆鳌《杜诗详注》。原书的旁评也留着,但连圈没有——原刻本并句圈也没有。书中还增补了一些诗,却没有增选诗家。以注书的体例而论,这部书可以说是驳杂不纯,而且不免繁琐疏漏附会等毛病。书中有“子墨客卿”(名翰,姓不详)的校正语十来条,都确切可信。但在初学,这却是一部有益的书。这部书我只见过两种刻本。一种是原刻本。另一种是坊刻本,四川常见。这种刻本有句圈,书眉增录各家评语,并附道光丁酉(西元一八三七)印行的江苏金坛于庆元的《续选唐诗三百首》。读《唐诗三百首》用这个本子最好。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唐诗三百首》,根据蘅塘退士的原本而未印评语。又,世界书局石印《新体广注唐诗三百首读本》,每诗后有“注释”和“作法”两项。“注释”注事比原书详细些;兼释字义,却间有误处。“作法”兼说明作意,还得要领。卷首有“学诗浅说”,大致简明可看。书中只绝句有连圈,别体只有句圈;绝句连圈处也跟原书不同,似乎是抄印时随手加上,不足凭信。 本书编配各体诗,计五言古诗三十三首、乐府七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乐府十四首,五言律诗八十首,七言律诗五十首、乐府一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乐府八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乐府九首,共三百一十首。五言古诗和乐府,七言古诗和乐府,两项总数差不多。五言律诗的数目超出七言律诗和乐府很多;七言绝句和乐府却又超出五言绝句和乐府很多。这不是编者的偏好,是反映着唐代各体诗发展的情形。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作的多,可选的也就多。这一层下文还要讨论。五、七、古、律、绝的分别都在形式,乐府是题材和作风不同。乐府也等下文再论,先说五、七、古、律、绝的形式。这些又大别为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五、七言古诗属于前者,五、七言律、绝属于后者。所谓形式,包括字数和声调(即节奏),律诗再加对偶一项。五言古诗全篇五言句,七言古诗或全篇七言句,或在七言句当中夹着一些长短句。如李白《庐山谣》开端道: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又如他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开端道: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这些都是五七言古诗。五七古全篇没有一定的句数。古近体诗都得用韵,通常两句一韵,押在双句末字;有时也可以一句一韵,开端时便多如此。上面引的第一例里“丘”“楼”“游”是韵,两句间见;第二例里“留”和“忧”是逐句韵,“忧”和“楼”是隔句韵。古体诗的声调比较近乎语言之自然,七言更其如此,只以读来顺口听来顺耳为标准。但顺口顺耳跟着训练的不同而有等差,并不是一致的。 近体诗的声调却有一定的规律;五、七言绝句还可以用古体诗的声调,律诗老得跟着规律走。规律的基础在字调的平仄,字调就是平上去入四声,上去入都是仄声。五七言律诗基本的平仄式之一如次: 五律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七律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即使不懂平仄的人也能看出律诗是两组重复、均齐的节奏所构成,每组里又自有对称、重复、变化的地方。节奏本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律诗的平仄式也不外这个理。即使不懂平仄的人只默诵或朗吟这两个平仄式,也会觉得顺口顺耳;但这种顺口顺耳是音乐性的,跟古体诗不同,正和语言跟音乐不同一样。律诗既有平仄式,就只能有八句,五律是四十字,七律是五十六字——排律不限句数,但本书里没有。绝句的平仄式照律诗减半——七绝照七律的前四句——,就是只有一组的节奏。这里所举的平仄式只是最基本的,其中有种种重复的变化。懂得平仄的自然渐渐便会明白。不懂平仄的,只要多读,熟读,多朗吟,也能欣赏那些声调变化的好处,恰像听戏多的人不懂板眼也能分别唱的好坏,不过不大精确就是了。四声中国人人语言中有,但要辨别某字是某声,却得受过训练才成。从前的训练是对对子跟读四声表,都在幼小的时候。现在高中学生不能辨别四声也就是不懂平仄的,大概有十之八九。他们若愿意懂,不妨试读四声表。这只消从《康熙字典》卷首附载的《等韵切音指南》里选些容易读的四声如“巴把霸捌”“庚梗更格”之类,得闲就练习,也许不难一旦豁然贯通。(中华书局出版的《学诗入门》里有一个四声表,似乎还容易读出,也可用。)律诗还有一项规律,就是中四句得两两对偶,这层也在下文论。 初学人读诗,往往给典故难住。他们一回两回不懂,便望而生畏,因畏而懒;这会断了他们到诗去的路。所以需要注释。但典故多半是历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用典故跟用比喻往往是一个理,并无深奥可畏之处。不过比喻多取材于眼前的事物,容易了解些罢了。广义的比喻连典故在内,是诗的主要的生命素;诗的含蓄,诗的多义,诗的暗示力,主要的建筑在广义的比喻上。那些取材于经验和常识的比喻——一般所谓比喻只指这些——,可以称为事物的比喻,跟历史的比喻、神仙的比喻是鼎足而三。这些比喻(广义,后同)都有三个成分:一、喻依,二、喻体,三、意旨。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喻体是被比喻的材料,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先从事物的比喻说起。如“天边树若荠”(五古,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荠是喻依,天边树是喻体,登山望远树,只如荠菜一般,足见树的小和山的高,是意旨。意旨却没有说出。又,“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五古,韦应物,《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世事是喻体,沿洄不得住的波上舟是喻依,惜别难留是意旨——也没有明白说出。又,“吴姬压酒劝客尝”(七古,李白,《金陵酒肆留别》),当垆是喻体,压酒是喻依,压酒的“压”和所谓“压装”的“压”用法一样,压酒是使酒的分量加重,更值得“尽觞”(原诗,“欲行不行各尽觞”)。吴姬当垆,助客酒兴是意旨。这里只说出喻依。又,“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七古,韩愈,《石鼓歌》)“快剑”以下五句都是描写石鼓的字体的。这又分两层。第一,专描写残缺的字。缺画是喻体,“快剑”句是喻依,缺画依然劲挺有生气是意旨。第二,描写字体的一般。字体便是喻体,“鸾翔”以下四句是五个喻依——“古鼎跃水”跟“龙腾梭”各是一个喻依。意旨依次是隽逸,典丽,坚壮,挺拔——末两个喻依只一个意旨——,都指字体而言,却都未说出。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原作“水下滩”,依段玉裁说改——七古,白居易,《琵琶行》)。这几句都描写琵琶的声音。大弦嘈嘈跟小弦切切各是喻体,急雨跟私语各是喻依,意旨一个是高而急,一个是低而急。“嘈嘈”句又是喻体,“大珠”句是喻依,圆润是意旨。“间关”二句各是一个喻依,喻体是琵琶的声音;前者的意旨是明滑,后者是幽涩。头两层的意旨未说出,这一层喻体跟意旨都未说出。事物的比喻虽然取材于经验和常识,却得新鲜,才能增强情感的力量;这需要创造的工夫。新鲜还得入情入理,才能让读者消化;这需要雅正的品味。 有时全诗是一套事物的比喻,或者一套事物的比喻渗透在全诗里。前者如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七绝) 唐代士子应试,先将所作的诗文呈给在朝的知名人看。若得他赞许宣扬,登科便不难。宋人诗话里说,“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因索庆余新旧篇什,寄之怀袖而推赞之,遂登科”。这首诗大概就是呈献诗文时作的。全诗是新嫁娘的话,她在拜舅姑以前问夫婿,画眉深浅合式否?这是喻依。喻体是近试献诗文给人,朱庆余是在应试以前问张籍,所作诗文合式否?新嫁娘问画眉深浅,为的请夫婿指点,好让舅姑看得入眼。朱庆余问诗文合式与否,为的请张籍指点,好让考官看得入眼。这是全诗的主旨。又,骆宾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五律) 这是闻蝉声而感身世。蝉的头是黑的,是喻体,玄鬓影是喻依,意旨是少年时不堪回首。“露重”一联是蝉,是喻依,喻体是自己,身微言轻的是意旨。诗有长序,序尾道:“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正指出这层意旨。“高洁”是蝉,也是人,是自己;这个词是双关的,多义的。又,杜甫《古柏行》(七古)咏夔州武侯庙和成都武侯祠的古柏,作意从“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二语见出。篇末道: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 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大厦倾和梁栋虽已成为典故,但原是事物的比喻。两者都是喻依。前者的喻体是国家乱;大厦倾会压死人,国家乱人民受难,这是意旨。后者的喻体是大臣,梁栋支柱大厦,大臣支持国家,这是意旨。古柏是栋梁材,虽然“不露文章世已惊”,也乐意供世用,但是太重了,太大了,谁能送去供用呢?无从供用,渐渐心空了,蚂蚁爬进去了;但是“香叶终经宿鸾凤”,它的身份还是高的。这是喻依。喻体是怀才不遇的志士幽人。志士幽人本有用世之心,但是才太大了,无人真知灼见,推荐入朝。于是贫贱衰老,为世人所揶揄,但是他们的身份还是高的。这是材大难为用,是意旨。 典故只是故事的意思。这所谓故事包罗的却很广大。经史子集等等可以说都是的;不过诗文里引用,总以常见的和易知的为主。典故有一部分原是事物的比喻,有一部分是事迹,另一部分是成辞。上文说典故是历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是专从诗文的一般读者着眼,他们觉得诗文里引用史事和神话或神仙故事的地方最困难。这两类比喻都应该包括着那三部分。如前节所引《古柏行》里的“大厦如倾要梁栋”,“大厦之倾,非一木所支”,见《文中子》;“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之器”,是袁粲叹美王俭的话,见《晋书》。大厦倾和梁栋都是历史的比喻,同时可还是事物的比喻。又,“乾坤日夜浮”(五律,杜甫,《登岳阳楼》)是用《水经注》。《水经注》道:“洞庭湖广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乾坤是喻体,日夜浮是喻依。天地中间好像只有此湖;湖盖地,天盖湖,天地好像只是日夜飘浮在湖里。洞庭湖的广大是意旨。又,“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五绝,刘长卿,《弹琴》),用魏文侯听古乐就要睡觉的话,见《礼记》。两句是喻依,世人不好古是喻体,自己不合时宜是意旨。这三例不必知道出处便能明白;但知道出处,句便多义,诗味更厚些。 引用事迹和成辞不然,得知道出处,才能了解正确。如“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五古,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谢安曾隐居会稽东山。东山客是喻依,喻体是綦毋潜,意旨是大才隐处。采薇是伯夷、叔齐的故事,他们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采薇是喻依,隐居是喻体,自甘淡泊是意旨。又,“客心洗流水”(五律,李白,《听蜀僧浚弹琴》),流水用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弹琴,志在流水。钟子期就听出了,道:“洋洋乎,若江河!”诗句是倒装,原是说流水洗客心。流水是喻依,喻体是蜀僧浚的琴曲,意旨是曲调高妙。洗流水又是双关的,多义的。洗是喻依,净是喻体,高妙的琴曲涤净客心的俗虑的意旨。洗流水又是喻依,喻体是客心;听琴而客心清净,像流水洗过一般,是意旨。又,钱起《送僧归日本》(五律)道:“……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一灯影用《维摩经》。经里道:“有法门,名无尽灯。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夫一菩萨开导千百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译言“无上正等正觉心”),其于道意亦不灭尽。是名无尽灯。”这儿一灯是喻依,喻体是觉者;一灯燃千百灯,一觉者造成千百觉者,道意不灭是意旨。但在诗句里,一灯影却指舟中禅灯的光影,是喻依,喻体是那日本僧,意旨是他回国传法,辗转无尽。——“惟怜”是“最爱”的意思。又,“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七言乐府,杜甫,《丽人行》)全诗咏三月三日长安水边游乐的情形,以杨国忠兄妹为主。诗中上文说到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这几句说到杨国忠——他那时是丞相。“杨花”二语正是暮春水边的景物。但是全诗里只在这儿插入两句景语,奇特的安排暗示别有用意。北魏胡太后私通杨华作《杨白花歌辞》,有“杨花飘荡落南家”,“愿衔杨花入窠里”等语。白,旧说是杨花入水所化。杨国忠也和虢国夫人私通。“杨花”句一方面是个喻依,喻体便是这件事实。杨国忠兄妹相通,都是杨家人,所以用杨花覆白为喻,暗示讥刺的意旨。青鸟是西王母传书带信的侍者。当时总该有些侍婢是给那兄妹二人居间。“青鸟”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体便是这些居间的侍婢,意旨还是讥刺杨国忠不知耻。青岛是神仙的比喻。这两句隐约其辞,虽志在讥刺,而言之者无罪。又杜甫《登楼》(七律):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旧注说本诗是代宗广德二年在成都作。元年冬,吐蕃陷京师,郭子仪收复京师,请代宗反正。所以有“北极”二句。本篇组织用赋体,以四方为骨干。锦江在东,玉垒山在西,“北极”二句是北眺所思。当时后主附祀先主庙中,先主庙在成都城南。“可怜”二句正是南瞻所感(罗庸先生说,见《国文月刊》九期)。可怜后主还有祠庙,受祭享;他信任宦官,终于亡国,辜负了诸葛亮出山一番。《三国志》里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梁父吟》的原辞不传(流传的《梁父吟》决不是诸葛亮的《梁父吟》),大概慨叹小人当道。这二语一方面又是喻依,喻体是代宗和郭子仪;代宗也信任宦官,杜甫希望他“亲贤臣,远小人”(诸葛亮《出师表》中语),这是意旨。“日暮”句又是一喻依,喻体是杜甫自己;想用世是意旨。又,“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五古,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煮白石用鲍靓事。《晋书》:“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尝入海,遇风。饥甚,取白石煮食之。”煮白石是喻依,喻体是那山中道士,他的清苦生涯是意旨。这也是神仙的比喻。又,“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七律,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两句一贯,思君的意思似甚明白。但乐府《古杨柳行》道,“谗邪害公正,浮云冷白日”,古句也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本诗显然在引用成辞。陆贾《新语》说:“邪官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本诗的“浮云能蔽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体大概是杨国忠等遮塞贤路。意旨是邪臣蔽君误国;所以有“长安”句。历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引用故事,得增减变化,才能新鲜入目。宋人所谓“以旧换新”,便是这意思。所引各例可见。 典故渗透全诗的,如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五律):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张丞相是张九龄,那时在荆州。前四语描写洞庭湖,三四是名句。后四语蝉联而下,还是就湖说,只“端居”句露出本意,这一语便是《论语》“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的意思。“欲济”句一方面说想渡湖上荆州去,却没有船,一方面是一喻依。伪《古文尚书·说命》殷高宗命傅说道,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本诗用这喻依,喻体却是欲用世而无引进的人,意旨是希望张丞相援手。“坐观”二语是一喻依。《汉书》用古人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本诗里网变为钓。这一联的喻体是羡人出仕而得行道。自己无钓具,只好羡人家钓得鱼,自己不得仕,只好羡人家行道。意旨同上。 全诗用典故最多的,本书中推杜甫《寄韩谏议注》一首(七古):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 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麒麟翳凤凰。 芙蓉旌旗烟雾落,影动倒景摇潇湘。 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 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 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 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 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 韩谏议的名字、事迹无考。从诗里看,他是楚人,住在岳阳。肃宗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东西京,他大约也是参与机密的一人。后来去官归隐,修道学仙。这首诗是爱惜他,思念他。第一节说思念他,是秋日,自己是在病中。美人这喻依见《楚辞》,但在这儿喻体是韩谏议,意旨是他的才能出众。“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见扬雄《法言》。这儿一方面描写秋天的实景,一方面是喻依;喻体还是韩谏议,意旨是他已逃出世网。第二节说京师贵官声势煊赫,而韩谏议不在朝。本节差不多全是神仙的比喻,各有来历。“玉京”句一喻依,喻体是集于君侧的朝廷贵官,意旨是他们承君命掌大权。“或骑”二语一套喻依——“烟雾落”就是落在烟雾中,喻体同上句,意旨是他们的骑从仪卫之盛。影是芙蓉旌旗的影。“影动”句一喻依,喻体是声势煊赫,从京师传遍天下;意旨是在潇湘的韩谏议也必闻知这种声势。星宫之君就是玉京群帝,醉琼浆的喻体是宴饮,意旨是征逐酒食。羽人是飞仙,羽人稀少就是稀少的羽人;全句一喻依,喻体是一些远隐的臣僚不在这繁华场中,意旨是韩谏议没有分享到这种声势。第三节说韩谏议曾参与定乱收京大计,如今却不问国事,修道学仙。全节是神仙的比喻夹着历史的比喻。昨者是从前的意思。如今的赤松子,昨者“恐是汉代韩张良”。韩张良的跟赤松子的喻体都是韩谏议,前者的意旨是他有谋略,后者的意旨是他修道学仙。别的喻依可以准此类推下去。第四节说他闲居不出很可惜,祝他老寿,希望朝廷再起用他来匡君济世。太史公司马谈因病留滞周南,不得参与汉武帝的封禅大典,引为平生恨事。诗中“周南留滞”是喻依,喻体是韩谏议,意旨是他闲居乡里。南极老人就是寿星,是喻依,喻体同,意旨便是“应寿昌”。以上只阐明大端,细节从略。 诗和文的分别,一部分是在词句篇段的组织上,诗的组织比文的组织要经济些。引用比喻或典故,一个原因便是求得经济的组织。在旧体诗里,有字数声调对偶等制限,有时更不得不铸造一些特别经济的组织来适应。这种特殊的组织在文里往往没有,至少不常见。初学遇到这种地方也感困难,或误解,或竟不懂。这得去看详细的注释。但读诗多了,常常比较着看,也可明白。这种特殊的组织也常利用比喻或典故组成,那便更复杂些。如刘长卿《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五律): 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 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 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 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 “轻生一剑知”就是一剑知轻生的意思;轻生是说李中丞作征南将时不顾性命杀敌人。一剑知就是自己知;剑是杀敌所用,是自己的一部分,部分代全体是修辞格之一。自己知又有两层用意:一是问心无愧,忠可报君,二是只有自己知,别人不知。上下文都可印证。又,“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五古,王维,《渭川田家》),式微用《诗经》。《式微》篇道:“式微,式微,胡不归!”本诗的《式微》是篇名,指的是这篇诗。吟《式微》,只是取“胡不归”那一语,用意是“何不归田呢”。又,“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七律,杜甫,《野望》),“恐美人之迟暮”见《楚辞》,迟暮是老大无成的意思。“惟将”句是说自己已老大,不曾有所建树报答圣朝,加上迟暮的年光又都消磨在多病里,虽然“海内风尘”(见本诗第三句),却丝毫的力量也不能尽。“供”是喻依,杜甫自己是喻体,消磨在里面是意旨。这三例都是用辞格(也是一种比喻)或典故组成的。又如李颀《送陈章甫》(七古)末尾道,“闻道故林相识多,罢官昨日今如何?”昨日罢官,想到就要别了许多朋友归里,自然不免一番寂寞;但是“闻道故林相识多”,今日临行,想到就要会见着那些故林相识的朋友,又觉如何呢?——该不会寂寞了吧?昨今对照,用意是安慰。——昨日是日前的意思。又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 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 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 过雨看松色,随山到水源。 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 去寻常道士,他不在寓处;“随山到水源”才寻着。对着南溪边的花和常道士的禅意,却不觉忘言。相对是和“溪花与禅意”相对着。禅意给人妙悟,溪花也给人妙语——禅家有拈花微笑的故事,那正是妙悟的故事——,所以说“与”。妙悟是忘言的。寻着了常道士,却被溪花与禅意吸引住!只顾欣赏那无言之美,不想多交谈,所以说“亦”忘言。又,韦应物《送杨氏女》(五古),是送女儿出嫁杨家,前面道:“女子今有行,大江溯轻舟。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幼为长所育,两别泣不休。”篇尾道:“归来视幼女,零泪缘缨流。”全诗不曾说出杨氏女是长女,但读了这几句关系自然明白。 倒装这特殊的组织,诗里也常见。如“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五律,王维,《山居秋暝》),“归浣女”、“下渔舟”就是浣女归,渔舟下。又,“家书到隔年”(五律,杜牧,《旅宿》)就是家书隔年到。又,“东门酤酒饮我曹”(七古,李颀,《送陈章甫》),“饮我曹”就是我曹饮,从上下文可知。又,“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五律,杜甫,《旅夜书怀》),就是文章岂著名,老病应休官。又,“幽映每白日”(五律,刘眘虚,《阙题》),就是白日每幽映。又,“徒劳恨费声”(五律,李商隐,《蝉》),就是费声恨徒劳。又,“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五律,钱起,《谷口书斋寄杨补阙》),就是怜新雨后之竹,爱夕阳时之山——怜爱之意。又,“独夜忆秦关,听钟未眠客”(五古,韦应物,《夕次盱眙县》)就是听钟未眠客,独夜忆秦关。这些倒装句里纯然为了适应字数、声调、对偶等制限的却没有,它们主要的作用还在增强语气。 此外如“何因不归去,淮山对秋山?”(五律,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州故人》)这是诘问自己,“何因”直贯下句,二语合为一句。这也是为了经济的缘故。——至如“少陵无人谪仙死”(七古,韩愈,《石鼓歌》),“无人”也就是“死”。这是求新,求惊人。又,“百年多是几多时”(七律,元稹,《遣悲怀》之三),是说百年虽多,究竟又有多少时候呢?这也许是当时口语的调子。又如“云中君不见”(五律,马戴,《楚江怀古》),云中君是一个词,这句诗上三字下二字,跟一般五言句上二下三的不同,但似乎只是个无意为之的例外,跟古诗里“出郭门直视”一般。可是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七律,杜甫,《宿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七律,杜甫,《阁夜》),都是上五下二,跟一般七言句上四下三或上二下五的不同;又,“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柳映堤”(七绝,无名氏,《杂诗》),每句上四字作一二一,而一般作二二或三一。这些都是有意变调求新了。 本书选诗,各方面的题材大致都有,分配又匀称,没有单调或琐屑的弊病。这也是唐代生活小小的一个缩影。可是题材的内容虽反映着时代,题材的项目却多是汉魏六朝诗里所已有。只有音乐图画似乎是新的。赋里有以音乐为题材的,但晋以来就少。唐代音乐图画特别发达,反映到诗里,便增加了题材的项目。这也是时势使然。在各种题材里,“出处”是一重大的项目。从前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出仕,出仕为了行道,自然也为了衣食。出仕以前的隐居、干谒、应试(落第)等,出仕以后的恩遇、迁谪,乃至忧民、忧国,思林栖、思归田等,乃至真个辞官归田,都是常见的诗的题目,本书便可作例。仕君行道是儒家的思想,隐居和归田都是道家的思想。儒道两家的思想合成了从前的读书人。但是现在时势变了,读书人不一定出仕,林栖、归田等思想也绝无仅有。有些人读这些诗,也许会觉得不真切,青年学生读书,往往只凭自己的狭隘的兴趣,更容易有此感。但是会读诗的人,多读诗的人能够设身处地,替古人着想,依然觉得这些诗真切。这是情感的真切,不是知识的真切。这些人不但对于现在有情感,对于过去也有情感。他们知道唐人的需要,唐人的得失,和现代人不一样,可是在读唐诗的时候,只让那对于过去的情感领着走;这种无私、无我、无关心的同情,教他们觉到这些诗的真切。这种无关心的情感需要慢慢调整自己,扩大自己,才能养成。